百思不得其解：峇里採訪遭沒收記者證

　　在亞太經合組織的國際峰會，主辦國賦予傳媒新聞自由是理所當然，實際上過往亦鮮有主辦國被指對待記者不周的批評。這一切背景都令我出發到峇里前，少一份擔憂，但想不到抵達當地第三天，就發生令人意想不到被沒收記者證的事情。

事件發生過程
　　事發當日我按指示，到菲律賓總統阿基諾出席峰會講座的酒店，等待他進入會場，查詢會不會與香港特首會面、為甚麼不回應特區政府的電郵等問題。與兩家本港傳媒行家在會場入口站立十分鐘，發覺現場保安不太嚴密。雖有數名「西裝骨骨」的保鑣在場，但他們完全沒有理會在場的香港記者，連架起「紅繩」分隔傳媒與嘉賓都欠奉，這種做法在有國家領導人出席的場合實屬少見。最少到達後第二天採訪財金官員會面時，另一所酒店有相似安排，用「紅繩」劃出採訪區。

　　目標人物終於出現，與其他國家領導人一樣，阿基諾走在紅地氈上，身旁有一大批保鑣及隨行人員。他一邊走著，一邊與另一名嘉賓交談，加上現場人流眾多，雜聲多，要確保他可以聽到我的問題，只能用較大的聲線作提問。我先發問，沒有得到回應，阿基諾甚至望一眼也沒有，其他行家一樣提出問題，都完全得不到他的注視。短短一分鐘多，我們問不過十條問題，阿基諾就走進會場。

　　正當以為任務完成之際，一連串意外隨即發生。一班身上有代表團證件的人士，先走到我們身旁指指點點，對話語氣像是在批評。不久一名大會工作人員走過來，先以疑問的語氣問我們在做什麼，我出於禮貌，簡單地回應，他想了想，就說我們身處的地方，不是記者區，要帶我們到場內的傳媒中心。我們都以為沒有什麼大不了，覺得只是要回到會場其他地方繼續工作，於是照樣跟著他走。怎知他帶我們到出口，就說我們違反了他們的規矩。我立刻與他理論，並沒有得到理會，更被快速拿起在胸前的證件，他望一望就搶走了，然後說：「你已被取消採訪資格，立刻離開。」

　　一個國際峰會主辦單位，未有詳細交代理由，就取消傳媒採訪資格，更不是要記者交出證件，而是搶走，處事手法只能用低劣來形容。但作為記者，這一刻我只能做的，是據理力爭要求發還證件。這名大會工作人員，當然不會花時間與我理論，立刻要求保安帶我離開。此時，另一名大會工作人員又走過來，責備我，「你們違反大會規則，在會場內叫囂。」我即時反駁，說我們都在問問題，怎麼會是叫囂。換來的回應只是重申她的判斷，然後一句「立刻離開」。

　　我見保安人數有所增加，已不能再作甚麼爭論，只好離開會場暫避風頭。遇到這種事情，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不多，唯有急急向政府新聞處派到當地的新聞主任求助，並向公司交代情況，然後就只有等待。不久後，在場內的兩家本港傳媒的行家，都相繼被「請離場」。不幸的已不單是我一個，是所有參與這次採訪的傳媒。

　　在等候新聞處的回覆期間，我心中只想，這件事要麼就是一宗小誤會，新聞處與主辦機構作溝通後就可以解決；要麼就是被主辦機構「嚴正看待」，任由香港一個個小小成員如何交涉，都不會改變這個決定。沒多久，收到的信息是「事情不會在短時間內解決」，我已心中有數，記者證今趟都不可能發回，但意想不到的事卻未有停止發生。

被監視及禁止採訪
　　我們一直在會場外等候，希望新聞處一有好消息，就能盡快取回記者證。不過現場的保安卻步步進迫，過了約半小時連會場外的行人路都禁止我們踏足，離開時又要求我們交代所住酒店。此刻，我對他們的行動只能小心應對，為免他們可能會跟蹤或者搜查我們的房間，我未有如實交代，只說會回到傳媒中心等候。我們輾轉到達國家主席習近平入住的酒店，在大堂休息。但不到十五分鐘，酒店的保安主管又要求我們離開，乘坐的士駛到安檢閘口，更被要求說出住處，否則不准離開。他們要做到這樣，我只能無奈合作。

　　第二天，從酒店房間走出大堂，情景與早前的日子大不同，多了近十名當地人坐在沙發上，全都是彪形大漢。我最初以樂觀心態面對，以為他們可能都是酒店貴賓，不可能是當局派人監視自己。但到中午出外用餐候車期間，那批「貴賓」其中一員走到我身旁，拿起手機對著我，我當時也不以為然，直至他手機的閃光燈「叱吒」一閃，然後他一臉尷尬地走開。我即時相信自己的疑慮已經有足夠證據支持。隨後事件中的行家告知我被列入大會的「受監視名單」，我已經不感到有什麼大不了，只當是自己疑慮的另一個憑證。

　　被監視的日子維持了兩天，就在峰會完結一刻回復自由。行政長官梁振英最後一天為峇里行程作總結時，他一句「不能為記者取回記者證感到不好意思」，為事情暫畫上一個句號。

不文明的管理模式
　　事件已過了數過星期，但我至今仍然對中間一些支節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感到莫名其妙。首先，我還未明白峰會主辦單位憑什麼說我們犯規，取消我們的採訪資格。在與大會人員爭辯過程中，他們大概認為我們有兩項違規動作，分別是在非指定地區採訪及叫囂，但我翻閱兩本大會派發給傳媒的指引及守則中，完全看不到大會有訂下相關規則，亦看不到一旦違規，可能要面對的罰則。在事發的會場外，我亦看不到有任何告示，指明記者不能在該處採訪。
假若他們早已訂下有關規矩，但不使用有效方式告知傳媒，反映大會運作極欠透明度，又或是不懂得接待傳媒的基本要求。相反，如果根本沒有此規則，只是主辦國見有代表團不悅即以此等方式處理，顯示大會以獨裁思維處理爭議。在一個國際級峰會出現如此不文明的管理模式，實在令人難以想像。

　　再者，大會為何又需要禁止我們採訪整個峰會，甚至派人員跟蹤我們呢？四名香港新聞工作者，身上沒有任何違禁品、武器，沒有任何衝撞，只是舉高攝影機、訪問咪，說出了幾條關乎外交、人質事件跟進情況的問題，換來的卻是沒收記者證，及被一班便衣人員當作恐怖份子、罪犯來監視、跟蹤，有必要嗎？

　　在「有相有真相」年代，我慶幸整件事發生的過程都由片段記錄下來，是非黑白、誰對誰錯，未來都能靠這段影片弄得一清二楚。明年亞太經合組織峰會將會轉到中國及香港舉行，總算令我少了一份擔憂，我採訪這個峰會的機會不會就此完結。但往後的日子，曾經被監視、被拒於會場門外的我，在其他主辦國有沒有正常採訪的機會，這一刻仍然是一個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