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美雜感──反思香港新聞業界視野

　　離開香港十個月，回港後不少朋友見面都問：在美國工作生活一段時間，有什麼收穫？一個簡單問題，要說得清楚卻不容易，簡單地說，只能說是見識見識吧！

　　見識到的是較近距離地觀察美國的政治制度，如何三權分立互相制衡之餘，仍能保持社會的有效運作。憲法賦予總統極大的權力，但面對兩黨勢均力敵的國會，小布殊也不能不作政治姿態，強調兩黨合作，建立共識政治。面對大選後的社會分化局面，政治領袖不得不作出妥協：從內政措施，例如減稅；以至外交政策，例如與中國關係；經過多月來反覆起伏，最終還是回到較溫和的中間路線。

成熟社會政治文化

　　放諸四海，政治領袖每每登上權力高峰後，都想訂下宏圖大計，在一個成熟的體制下，最後也要面對制度的制約，不得不考慮政治現實，政策決定不能與社會上大多數人意願有太大差距。

　　民主政治做「秀」的味道雖然濃厚，但具高透明度下，選民能清楚作出判斷，區分政治與現實，以平常心看待政治，作為生活的一部份，表面上吵鬧紛亂，社會上卻如常運作，各種團體組織真正能發揮公民社會的自我完善力量，相對不少發展國家，美國政治的穩定，並非偶然。

　　面對人口組成愈趨複雜，美國無可避免地要面對種族衝突危機，從東岸至南部，中部至西岸，彷彿像到了不同的國家，要建立一個有凝聚力的國家，實在談何容易。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各級選舉投票率均有下降跡象，去年年底美國大選的全國辯論，收視也有下滑現象。

　　但無可否認，美國民主政治參與的傳統文化十分深厚，各人珍惜自已的公民權，也接受和尊重經正式合法程序選出來的總統，不少選民可能認定選舉過程有問題，總統就職典禮當日，沿途不少示威抗議聲音，但最後也沒有演變成什麼政治暴亂，這點與美國具有公眾信任的政治司法架構、成熟的社會政治文化不無關係。

傳媒彰顯清晰信念

　　朋友說美國有三大權力架構，除白宮和國會外，便是傳媒，在這權力關係中，智囊組織又扮演著獨特角色。美國傳媒無論是電視媒體或報章，在整個政治過程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主要的全國性媒體是政治人物、政府官員、學者、利益團體爭取影響力的重要渠道，也同時是他們爭取支持的主要對象，每屆總統大選前，各主要媒體分別公開各自支持的候選人，說明了傳媒的重要影響力，也反映出傳媒自覺和自我肯定在政治過程中的角色。

　　出現這種現象，與美國社會深厚的意識型態傳統有莫大關係，傳媒作為社會一份子，自然有明顯的傾向性。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主流傳媒有自已清晰的信念，作為推動辦報的力量，建立報章形象和性格的基礎。

　　相比之下，香港媒體數目與人口比例不比美國低，但表現出來的多元性，卻顯得貧乏，在商業原則掛帥下，主流中文報章面貌越來越模糊，稱得上知識份子報紙也就絕無僅有，這到底是社會變了，或是傳媒變了，一時間也說不清楚。

智囊組織具影響力

　　美國各種各樣的大小智囊組織是整個社會政治制度一個獨特組成部份，對香港人和不少外國人，都是十分陌生而新鮮的事物。這些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可分成全國性和地區性兩種，全國性的智囊組織差不多全部在華盛頓。不少人稱華盛頓為全球的權力中心，因為華府的不少決定，都具全球影響力，從這些智囊機構的研究力量和影響力來看，華盛頓亦可稱為全球的政策研究中心。

　　這些由各種基金資助的研究組織，往往能吸納不少具國際知名度的學者、官員，以及傳媒工作者，長時期進行研究、交流，結合學術和實際環境，為各種政策提出既有學術研究基礎，又具備實用可行性的建議，豐富整個公眾和政治精英間的政策討論，也為整個相當政治化的環境，創造更大的政策空間。

　　當然智囊組織不少也具政治色彩，真正無黨派、政治傾向的只是少數，大部份都具清晰的政治、意識型態傾向，他們不少也毫不掩飾自己的政治立場，也有打正旗號，宣傳某種政治取態。這些組織透過傳媒、自己的互聯網和刊物，對各種社會、外交政治、全球性問題，提出分析、建議，爭取對這些國內外政策的影響力。而基於絕大部份的智囊組織都由基金組織支持，要爭取支持，只能以事實證明他們的意見在制度內外，能發揮影響力。

　　智囊組織與各黨派、商界和有關組織關係雖然千絲萬縷，在一個高透明度的社會，加上傳媒監察，這些組織的實際影響力，往往也只能建立在高素質、具洞悉力的研究結果上。

傳媒業界擴闊視野見識

　　也許是記者特質，對每件新鮮事物都有點興趣，多年從事政治新聞報導，跑到太平洋的另一面，看到另一個國家的一些政治、社會現象，往往也把它聯想到香港的現實環境。畢竟各個社會歷史文化發展程度雖然不一樣，面對的問題卻有不少共同的地方，對幫助思考一些問題，不同閱歷能創造多一點的空間。

　　傳媒工作者大部份都是在一個特定的，很多時是熟悉的環境下工作，透過文字、語言，將當地發生的事，傳遞訊息，把事件作各方面剖析，或綜合，或切割，提供一點看法。生活在具有國際都會特色的香港，諷刺的是傳媒工作者以至整個社會，都不見得真正具有國際視野，對地區性和國際性事務有基本的認識。

　　回歸後，傳媒界一個重要的發展是，本地傳媒主要是電子傳媒，實際上是多了一些採訪中央領導人外訪的機會。面對不少新的外交政治課題，不少採訪記者是跑本地新聞的熟悉面孔，也難寄望能短時間掌握到複雜的外交問題。

　　九七前後，不少傳媒老闆都想把目光放到香港以外，寄望於大陸市場或是全球華人的中文報章，每每從市場出發，卻忽略本地的傳媒工作者是否具備較廣闊的視野和見識、多元化的訓練和經驗。不改善新聞工作者訓練和經驗，最終將局限本地傳媒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