奪回媒體:台灣媒體運動的另類之聲

2015-03-24

  台灣媒體不僅被視為社會亂源,甚至有人認為已無藥可醫。的確,媒體問題多如牛毛,除了許多人厭惡的腥羶色、「腦殘」、製造對立外,更重要的恐怕是污名弱勢與公共事務無能。

  除了黨國惡靈未散,1990年代,隨著新自由主義的「圈地運動」擴張,作為「公有地」的媒體受到跨國資本擴張及媒體集團化的影響,原有的公共性受到極大的戕害。台灣媒體也陷入新自由主義的惡質網羅。雖然解除戒嚴,新聞己不再受國家檢查,但媒體日漸在壟斷在大型資本之手,商業媒體集團卻成了壓抑弱勢之聲,扼制公共議題的高牆,阻擋人民對 真實世界與公共事務的理解。面對此一情勢,改革媒體的聲音未曾間斷。

  不同團體改革媒體的目的與手段各有差異。有些人主張NCC(國家通訊委員會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硬起來,政府應該多多管管媒體;有些人反對媒體壟斷,特別是背後的兩岸政商集團的操控;有些人針對媒體不當內容進行撻伐,不論是腥羶或是政治立場,只要不符我意或基本價值,都應起身反對;也有人主張要建立公廣集團,透過公共介入,維護媒體的多樣與公共性;還有人主張要強化勞動者 意識,透過工會或新聞工作者的集體力量,強化媒體內部自主。

  這些主張或行動,有些是出自於自我價值,反對某種自己不喜的歡言論出現,有人則基於某種理想,希望重建媒體的公共價值。不過,心裡如何想,打算怎麼作,行動者必須思考或反思的是,媒體改革運動的終極關懷與價值是什麼呢?

  媒體改革的目的不單是為了改革媒體,媒體是民主社會的重要環節,改革媒體的目的是要促進社會更平等、民主、更多元!而民主的價值不單只是投票、選邊,還要能看見彼此、展現差異、社會對話。但在此之前,必須先確立每個個體或群體,都能成為獨立且平等的主體,否則任何的「對話」都只是強欺弱的假和諧。

  因此,若要平等、民主與多元,除了對現有媒體的體制與生產進行改革,不能偏廢的還有,如何促成弱勢發聲,並讓異議之聲成為社會進步的的力量,所以需要:奪回媒體。

  「奪回媒體」除了批判媒體,要求承擔公共責任;還需要透過公共及制度性的力量維護媒體公共性。而另一種作法則是在「主流媒體」之外另闢蹊徑,發展另類媒體,讓受到主流媒體忽視或有意排擠的團體與族群,或是無力近用主流媒體的人民,能藉由新的傳播科技串連轉進,突破主流媒體設下的障礙,傳達另類聲音。


「獨立」媒體未必另類

  這幾年,台灣社會出現了許多「獨立」媒體或公民媒體,似乎為媒體亂象帶來一些改變的希望。這種類型的媒體其實不新,某個意義來說,是過去黨外雜誌、地下電台、街頭錄影帶的延伸,在學理上,一般稱之為「另類媒體」(alternative media)。

  雖然,「另類媒體」是在1960年代左右才出現的概念,但在人類歷史上,並不是一件新鮮事。例如,湯瑪斯潘恩透過革命小冊子主張美國獨立;英國國會議員John Wilkes發行報刊鼓動人民批判皇室與封建體制,都是早期的另類媒體,而他們又被稱為「激進新聞(radical journalism)」。

  「另類媒體」通常處於非主流的邊緣位置,在不同的同國家、不同的歷史時期被冠以不同的名稱,並有不同的類涵意義。「另類媒體」有時被稱作「基進媒體」(radical media)或「草根媒體」(grassroots media)、「獨立媒體」(Independent Media),但不僅只是為基進或另類觀點提供平台,而是強調透過閱聽人或公眾自己的創造、生產和傳佈,促成更廣大的社會參與,開創另類的公共領域 (alternative public sphere)。也有人直接以「行動者媒體」(activist media)指涉另類媒體的基進性,所謂的「另類媒體」有時只是表現形式上的「另類」,但傳佈的仍是主流價值,但「行動者媒體」的不同之處在於,鼓動閱聽眾採取實際行動,參與社會變革。

  雖然,社會常以「獨立媒體」形容這些相對具反叛性媒體,不過,這種稱呼反而不易突顯另類媒體應有進步性。簡單說,只要資金獨立、運作獨立,都能稱之為「獨立」媒體,但獨立媒體未必「另類」,也可能反而靠近優勢的權力體系,複製主流的「政治」價值。「獨立」媒體也未必會站在弱勢者的位置,讓/為弱勢發聲,有些媒體即使在社會中發出異見, 也可能只是某些異議/政治團體的附庸,不具另類媒體應有的主體性,其存在的目未必是要促進社會的公共討論,有時只是種主流政治勢力的傳聲筒。

  換句話說,財務或運作上的「獨立」是另類媒體存在的必要條件,但「獨立媒體」未必就是「另類媒體」。

  台灣獨立/另類媒體的發展,這幾年也有多樣類型,整體而言,以報導公共議題為主的獨立/另類媒體,大致有四種主要的型態。


1. 另類媒體「集團」— 《立報、破報、四方報》

  這是由世新大學支持的小眾媒體 「集團」,雖稱之為「集團」,規模並不大,卻有重要的社會意義。《立報》是具批判思維的教育報,有大量篇幅的社會運動新聞以及評論;《破報》則是強調青年發聲,除了有各樣的文化活動訊息,也對主流的文化價值提出反思與批評;而《四方報》提供東南亞移民/移工發聲的管道,除了以該國語言(例如:越文、泰文)書寫當地新聞,也有大篇幅版面讓移民/移工暢所欲言,四方報最近也開始製播歌唱節目在有線電視及網路播出。 不過,在去年世新大學宣佈停刊,《立報》休刊後轉型,目前只有《四方報》仍維持原有的價值。


2. 網路原生、集體作戰 — 苦勞網、環境資訊電子報、公民行動影音紀錄料庫、上下游新聞市集、焦點事件

  他們關注勞工、環境、農業,以 及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與弱勢議題,也是較具組織性的獨立媒體,即使如此,大多為水平運作方式,重視內部決策的民主性,相較於主流媒體,這些組織中的新聞工 作者獨立性較強,較不受到組織的約束,記者有較大的發揮空間。這些媒體多以網路原生,以文字書寫,大量的圖片或深入的分析為媒體特色,其中,公民行動影音 紀錄資庫是以影音報導為主的獨立媒體。
 

3. 「鄉民」的正義 — 公民記者

  這些公民記者並不是以新聞工作為「職業」,他們大多有正常的工作,有些則是退休人士、家庭主婦、社區志工,在工作之餘進行報導。內容多為社區及在地的公共議題,不但觸角伸入台灣的每寸土地,也讓在地方議題成為全國注目的焦點。
 

4. 獨立媒體人

  有些是從主流媒體悻然離開,有些則是在大學畢業後就已是獨立記者,他們隻身工作、獨立作業,大多用自己的積蓄進行報導,不過,這幾年獨立記者也和獨立媒體合作,或者把他們報導的新聞販售給主流體,作為生活及下個報導的基金。

  上述媒體大致透過幾種方式維持 經營。一是「母體支持」,過去的台灣立報、破報大部分的資金由世新大學提供以維持營運;二是「販售新聞」,部分的獨立媒體工作者除了自主報導,也會與主流 媒體簽訂合約,以個案或專題方式提供新聞,是典型的freelancer;而「申請補助」是另一種常見的作法,這些另類媒體會向大型NGO或政府申請經費,雖然可以有較充裕的資金,但其獨立性容易引發質疑,同時也可能考量「金主」的立場及自我限制;第四種則是以「社會企業」的方式經營,透過販售其它商品 所得支持獨立媒體的運作,例如,上下游新聞市集便是透過市集平台販售農產品,支持新聞部門運作;最後則是「公眾集資」為主要經費來源,透過公眾集資平台或 直接捐款,向社會大眾募款,而這也是最穩定的資金來源,並且較不易受到外力的影響,「苦勞網」、「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焦點新聞」便屬此類。當然,另類媒體的運作未必只會透過單一財源,有些則會採取多種財源模式,以擴大來源及維持穩定。

  不只如此,另類媒體存在的目是 並不只是為了「與眾不同」,而是要站在主流價值與政體的對立面,並促成社會改革與多元對話;在組織上,與科層分工、高度中央集權結主流媒體有所不同,強調 內部權力民主,是平行、對等的組織關係,決策共同討論,甚至由下而上,產製流程充分尊重前線記者的判斷與自主;在財政上,不依賴少數股東及廣告,資金來源 多樣化,公眾集資為主要收入來源。另類媒體雖然財務經常困窘,但並不為存在而存在,還要不斷反思其存在的目的。換句話說,另類媒體不只是其內容是否關切弱 勢發聲或具有進步性,更強調財政獨立、運作公開、內部民主、資源共享等價值,他存在的目的,不只是要提供另類的批判之聲,更重要的,建立有別主流媒體運作 方式的另類典範。而這些學理上的界定,都上述的媒體中陸續實踐。

  這些分類與界定未必完全精確, 也或有疏漏。但無損於獨立/另類媒體在台灣媒體中越趨重要的表現與價值,而這也是改變台灣媒體環及民主政治的重要關鍵。這幾年台灣的另類/獨立媒體雖然紛紛興起,但對整體的媒體環改變有限,不過,卻成了許多民眾了解社會運動的主要的消息來源。而在我自己教學經驗中,也發現不少學生從中學開始閱讀這些媒體,甚至也有傳播科系的學生以另類媒體作為畢業後的工作,這些都是以前少見的現象,顯然的,另類/獨立媒體似乎為台灣日漸崩壞的媒體環境開出一條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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