奪回媒體：台灣媒體運動的另類之聲

　　台灣媒體不僅被視為社會亂源，甚至有人認為已無藥可醫。的確，媒體問題多如牛毛，除了許多人厭惡的腥羶色、「腦殘」、製造對立外，更重要的恐怕是污名弱勢與公共事務無能。

　　除了黨國惡靈未散，1990年代，隨著新自由主義的「圈地運動」擴張，作為「公有地」的媒體受到跨國資本擴張及媒體集團化的影響，原有的公共性受到極大的戕害。台灣媒體也陷入新自由主義的惡質網羅。雖然解除戒嚴，新聞己不再受國家檢查，但媒體日漸在壟斷在大型資本之手，商業媒體集團卻成了壓抑弱勢之聲，扼制公共議題的高牆，阻擋人民對 真實世界與公共事務的理解。面對此一情勢，改革媒體的聲音未曾間斷。

　　不同團體改革媒體的目的與手段各有差異。有些人主張NCC(國家通訊委員會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硬起來，政府應該多多管管媒體；有些人反對媒體壟斷，特別是背後的兩岸政商集團的操控；有些人針對媒體不當內容進行撻伐，不論是腥羶或是政治立場，只要不符我意或基本價值，都應起身反對；也有人主張要建立公廣集團，透過公共介入，維護媒體的多樣與公共性；還有人主張要強化勞動者 意識，透過工會或新聞工作者的集體力量，強化媒體內部自主。

　　這些主張或行動，有些是出自於自我價值，反對某種自己不喜的歡言論出現，有人則基於某種理想，希望重建媒體的公共價值。不過，心裡如何想，打算怎麼作，行動者必須思考或反思的是，媒體改革運動的終極關懷與價值是什麼呢？

　　媒體改革的目的不單是為了改革媒體，媒體是民主社會的重要環節，改革媒體的目的是要促進社會更平等、民主、更多元！而民主的價值不單只是投票、選邊，還要能看見彼此、展現差異、社會對話。但在此之前，必須先確立每個個體或群體，都能成為獨立且平等的主體，否則任何的「對話」都只是強欺弱的假和諧。

　　因此，若要平等、民主與多元，除了對現有媒體的體制與生產進行改革，不能偏廢的還有，如何促成弱勢發聲，並讓異議之聲成為社會進步的的力量，所以需要：奪回媒體。

　　「奪回媒體」除了批判媒體，要求承擔公共責任；還需要透過公共及制度性的力量維護媒體公共性。而另一種作法則是在「主流媒體」之外另闢蹊徑，發展另類媒體，讓受到主流媒體忽視或有意排擠的團體與族群，或是無力近用主流媒體的人民，能藉由新的傳播科技串連轉進，突破主流媒體設下的障礙，傳達另類聲音。

「獨立」媒體未必另類

　　這幾年，台灣社會出現了許多「獨立」媒體或公民媒體，似乎為媒體亂象帶來一些改變的希望。這種類型的媒體其實不新，某個意義來說，是過去黨外雜誌、地下電台、街頭錄影帶的延伸，在學理上，一般稱之為「另類媒體」（alternative media）。

　　雖然，「另類媒體」是在1960年代左右才出現的概念，但在人類歷史上，並不是一件新鮮事。例如，湯瑪斯潘恩透過革命小冊子主張美國獨立；英國國會議員John Wilkes發行報刊鼓動人民批判皇室與封建體制，都是早期的另類媒體，而他們又被稱為「激進新聞(radical journalism)」。

　　「另類媒體」通常處於非主流的邊緣位置，在不同的同國家、不同的歷史時期被冠以不同的名稱，並有不同的類涵意義。「另類媒體」有時被稱作「基進媒體」（radical media）或「草根媒體」（grassroots media）、「獨立媒體」（Independent Media），但不僅只是為基進或另類觀點提供平台，而是強調透過閱聽人或公眾自己的創造、生產和傳佈，促成更廣大的社會參與，開創另類的公共領域 （alternative public sphere）。也有人直接以「行動者媒體」（activist media）指涉另類媒體的基進性，所謂的「另類媒體」有時只是表現形式上的「另類」，但傳佈的仍是主流價值，但「行動者媒體」的不同之處在於，鼓動閱聽眾採取實際行動，參與社會變革。

　　雖然，社會常以「獨立媒體」形容這些相對具反叛性媒體，不過，這種稱呼反而不易突顯另類媒體應有進步性。簡單說，只要資金獨立、運作獨立，都能稱之為「獨立」媒體，但獨立媒體未必「另類」，也可能反而靠近優勢的權力體系，複製主流的「政治」價值。「獨立」媒體也未必會站在弱勢者的位置，讓／為弱勢發聲，有些媒體即使在社會中發出異見， 也可能只是某些異議/政治團體的附庸，不具另類媒體應有的主體性，其存在的目未必是要促進社會的公共討論，有時只是種主流政治勢力的傳聲筒。

　　換句話說，財務或運作上的「獨立」是另類媒體存在的必要條件，但「獨立媒體」未必就是「另類媒體」。

　　台灣獨立／另類媒體的發展，這幾年也有多樣類型，整體而言，以報導公共議題為主的獨立/另類媒體，大致有四種主要的型態。

1.　另類媒體「集團」— 《立報、破報、四方報》

　　這是由世新大學支持的小眾媒體 「集團」，雖稱之為「集團」，規模並不大，卻有重要的社會意義。《立報》是具批判思維的教育報，有大量篇幅的社會運動新聞以及評論；《破報》則是強調青年發聲，除了有各樣的文化活動訊息，也對主流的文化價值提出反思與批評；而《四方報》提供東南亞移民／移工發聲的管道，除了以該國語言（例如：越文、泰文）書寫當地新聞，也有大篇幅版面讓移民／移工暢所欲言，四方報最近也開始製播歌唱節目在有線電視及網路播出。 不過，在去年世新大學宣佈停刊，《立報》休刊後轉型，目前只有《四方報》仍維持原有的價值。

2.　網路原生、集體作戰 — 苦勞網、環境資訊電子報、公民行動影音紀錄料庫、上下游新聞市集、焦點事件

　　他們關注勞工、環境、農業，以 及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與弱勢議題，也是較具組織性的獨立媒體，即使如此，大多為水平運作方式，重視內部決策的民主性，相較於主流媒體，這些組織中的新聞工 作者獨立性較強，較不受到組織的約束，記者有較大的發揮空間。這些媒體多以網路原生，以文字書寫，大量的圖片或深入的分析為媒體特色，其中，公民行動影音 紀錄資庫是以影音報導為主的獨立媒體。
 

3.　「鄉民」的正義 — 公民記者

　　這些公民記者並不是以新聞工作為「職業」，他們大多有正常的工作，有些則是退休人士、家庭主婦、社區志工，在工作之餘進行報導。內容多為社區及在地的公共議題，不但觸角伸入台灣的每寸土地，也讓在地方議題成為全國注目的焦點。
 

4.　獨立媒體人

　　有些是從主流媒體悻然離開，有些則是在大學畢業後就已是獨立記者，他們隻身工作、獨立作業，大多用自己的積蓄進行報導，不過，這幾年獨立記者也和獨立媒體合作，或者把他們報導的新聞販售給主流體，作為生活及下個報導的基金。

　　上述媒體大致透過幾種方式維持 經營。一是「母體支持」，過去的台灣立報、破報大部分的資金由世新大學提供以維持營運；二是「販售新聞」，部分的獨立媒體工作者除了自主報導，也會與主流 媒體簽訂合約，以個案或專題方式提供新聞，是典型的freelancer；而「申請補助」是另一種常見的作法，這些另類媒體會向大型NGO或政府申請經費，雖然可以有較充裕的資金，但其獨立性容易引發質疑，同時也可能考量「金主」的立場及自我限制；第四種則是以「社會企業」的方式經營，透過販售其它商品 所得支持獨立媒體的運作，例如，上下游新聞市集便是透過市集平台販售農產品，支持新聞部門運作；最後則是「公眾集資」為主要經費來源，透過公眾集資平台或 直接捐款，向社會大眾募款，而這也是最穩定的資金來源，並且較不易受到外力的影響，「苦勞網」、「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焦點新聞」便屬此類。當然，另類媒體的運作未必只會透過單一財源，有些則會採取多種財源模式，以擴大來源及維持穩定。

　　不只如此，另類媒體存在的目是 並不只是為了「與眾不同」，而是要站在主流價值與政體的對立面，並促成社會改革與多元對話；在組織上，與科層分工、高度中央集權結主流媒體有所不同，強調 內部權力民主，是平行、對等的組織關係，決策共同討論，甚至由下而上，產製流程充分尊重前線記者的判斷與自主；在財政上，不依賴少數股東及廣告，資金來源 多樣化，公眾集資為主要收入來源。另類媒體雖然財務經常困窘，但並不為存在而存在，還要不斷反思其存在的目的。換句話說，另類媒體不只是其內容是否關切弱 勢發聲或具有進步性，更強調財政獨立、運作公開、內部民主、資源共享等價值，他存在的目的，不只是要提供另類的批判之聲，更重要的，建立有別主流媒體運作 方式的另類典範。而這些學理上的界定，都上述的媒體中陸續實踐。

　　這些分類與界定未必完全精確， 也或有疏漏。但無損於獨立／另類媒體在台灣媒體中越趨重要的表現與價值，而這也是改變台灣媒體環及民主政治的重要關鍵。這幾年台灣的另類／獨立媒體雖然紛紛興起，但對整體的媒體環改變有限，不過，卻成了許多民眾了解社會運動的主要的消息來源。而在我自己教學經驗中，也發現不少學生從中學開始閱讀這些媒體，甚至也有傳播科系的學生以另類媒體作為畢業後的工作，這些都是以前少見的現象，顯然的，另類／獨立媒體似乎為台灣日漸崩壞的媒體環境開出一條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