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共識與客觀報導──論美國傳媒對911的反應

　　九一一事件發生後三個星期，國際傳媒出現了不少對美國媒體的批評，指他們對世貿中心慘劇及美國政府的反擊政策的報導不客觀中立。

　　事實上，美國媒體一面倒支持布殊政府及其採取軍事行動的意圖。在世貿中心受襲後不出數小時之內，美國媒體已接受了布殊政府對事件的定位，認為對華盛頓及紐約的襲擊是有人向美國開戰。「珍珠港」的類比很快就出現在電視的討論上。ＣＮＮ的報導標題為「美國受襲」，後來又轉成「美國的新戰爭」等。一時之間，唯一認真討論究竟這襲擊是否戰爭行為的人，似乎就只剩保險業者了。

傳媒立場一面倒

　　幾個星期以來，美國主要媒體上對布殊的諷刺或批評幾乎消聲匿跡，在《華盛頓郵報》上專門評論傳媒的Howard Kurtz指出了傳媒對布殊的態度急劇轉變，但他並沒有批評這種情況，反而說：「這當然沒有問題。……如果市內唯一的新聞是布殊在恐怖襲擊後手忙腳亂，他現在已被批評得體無完膚了。所以他是以穩健的表現贏取讚譽的。」

　　當然，美國國內存在著反戰聲音，認為美國不應以牙還牙、布殊的強硬立場可怕，但美國傳媒對這種聲音的報導，卻有淡化甚至醜化的現象，九月二十一日《紐約時報》對美國一百多所大學裡出現反戰集會的報導是頗有代表性的例子。報導雖然提到或大或小的反戰集會，但文章從一開始就已經強調，這群大學生是未嘗面對過戰爭的新一代：「對他們來說，海灣戰爭是在小學時發生的事，越戰是課本裡的一章，二次大戰則是賣座電影及暢銷書的題材」。文章裡形容「在很多校園及其他地方，學生以幾乎浪漫的話語，說要讓他們的一代成為最偉大的一代。」結果，無論是支持或反對戰爭的學生，都被形容成在溫室裡長大的受保護群，一時間不知所措。

　　同時，美國媒體對阿富汗及首號疑犯拉登的報導也有不盡不實之處。例如美國傳媒對拉登的背景的處理。拉登在八十年代蘇聯入侵阿富汗時與美國政府有緊密的關係。美國媒介在描述拉登生平的時候，卻很巧妙地迴避這一點，如《華盛頓郵報》九月二十七日對拉登的背景介紹：「蘇聯於一九七九年入侵阿富汗……美國提供金錢及支持予那些嘗試對抗蘇聯的人。另一個希望蘇聯離開阿富汗的人就是拉登。他資助那經年而可怕的對抗蘇聯的戰爭，直至蘇聯在一九八九年離開阿富汗為止。」這樣，美國政府和拉登的關係，就只是曾經志同道合，分別在支援同一戰爭，兩者之間並沒有更直接的聯繫。

新聞媒介共識領域

　　但我們可以怎樣去理解美國傳媒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是否只是因為美國的新聞從業員放棄他們的專業操守？

　　九月二十五日，美國ＣＮＮ的財經網站（cnnfn.com）刊登了一篇文章，談論路透社當日發表的一份聲明。聲明中說：「在這個困難的時期我們嚴謹地遵守了我們一百五十年來按照事實的、不偏不倚的報導方法，並維持了我們長久以來拒絕使用煽動性字眼（emotive terms），包括『恐怖份子』（terrorist）及『自由戰士』（freedom fighters）的政策。」可以想像，美國傳媒對這做法並不歡迎，ＣＮＮ財經網站執行編輯Allen Wastler批評路透社「讓一種誤導性的客觀性原則，導致對事件的扭曲」，是「過份政治正確及敏感」，並指「進行荒謬的語義分析，只是否定痛楚而令創傷加深」。

　　如果傳媒講求的是客觀，那麼用「恐怖份子」一詞是否客觀？路透社的「按照事實」和「不偏不倚」固然道出了客觀報導的兩大原則，但這兩個原則的運用卻視乎一樣事物是否被看作「事實」，抑或只是一種「意見」或「價值判斷」。若一樣東西是事實，就需要「按照事實」來報導。若是判斷，就應該「不偏不倚」，方法就是同時刊登正反雙方的言論，又或是兩者言論都不報導。路透社認為「劫機者是恐怖份子」是一種判斷，因為在衝突中，一方認為是個恐怖份子的人，另一方卻可能認為是個勇士，所以這名稱不宜使用。ＣＮＮ的編輯則認為「劫機後撞向大廈殺死幾千無辜平民的人就是一個恐怖份子」，是鐵一般的事實，應該直接說出來。

　　用傳播學者Daniel Hallin的講法，社會上各種各樣事物分別存在於三個領域當中，最中心的是共識領域（sphere of consensus），包括那些大眾都認為是事實的東西，或認為是對的判斷。第二個領域是合法爭議領域（sphere of legitimate controversy），包括了那些社會上人們並沒達成一致的判斷的問題，在這些問題上有多種被視為合理的意見，可以有理智的討論。第三個是越軌領域（sphere of deviance），就是指那些被社會上普遍認為是錯誤和不道德的事物和行為。

　　新聞媒介對這三個領域有不同的處理手法。當一樣東西屬於共識領域的時候，傳媒的客觀報導就是去突顯其事實性或共識性；當一樣東西在合法爭議之內時，傳媒的客觀報導就是去報導各種不同的意見；而當一樣東西在越軌領域時，傳媒就會對其作負面報導，或一於置若罔聞。

　　Hallin同時指出，對美國傳媒而言，尤其在外交政策上，究竟一個問題是否在共識領域中，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華盛頓的政治精英群。如果政治精英意見一致，那傳媒也會跟從政治精英的共識，如果政治精英之間出現意見分歧，傳媒就會將這分歧報導出來，而這分歧也會讓民間各種不同的聲音提供了空間。Hallin對美國傳媒在越戰時期對反戰運動的報導進行研究，就顯示了反戰示威只是在當政治精英中出現了反戰聲音後，才被傳媒較大篇幅及較正面的報導出來。

　　美國傳媒在九一一後三個星期對事件的報導，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Hallin提出的模型。在事件發生後，民主共和兩黨的議員紛紛表態全力支持布殊，布殊九月二十日晚在國會的演說中有多次的鼓掌。當國會決議授權布殊對任何人行使軍事武力的時候，參眾兩院以九十八對零及四百二十對一的票數通過。在這種情況下，根本難以想像美國傳媒會騰出空間給予反戰聲音。不過，只要當政治精英間有矛盾的時候，傳媒便會將爭議報導出來，如布殊政府內部所謂「鷹派」和「鴿派」之爭，又或是國會對政府提出有關增加國內執法機關權力以打擊恐怖份子的議案持保留的態度，傳媒都亳不猶疑的作顯著的，不偏不倚的報導。

民意調查的意義

　　當然，在九一一慘劇中美國傳媒所面對的不只是政治精英的共識，還有民意對戰爭的支持。《紐約時報》九月二十五日報導他們和ＣＢＳ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百份之九十二的被訪者支持軍事行動。更意味深長的，是百份之二十七的被訪者預計一旦開戰，美軍的傷亡會高於五千人。然而在這一群被訪者中，仍有百份之八十支持戰事，這大大有別於海灣戰爭時民意調查的結果。

資訊的自由流通會否成為國家作戰的犧牲品？

　　當然，這些數字極可能高估了民眾對戰爭的真正支持度，因反對戰爭的人可能不會願意對訪問員說出來。不過，另外一些民調數字則明顯地反映了事件對美國人造成的不安。ＣＮＮ、《今日美國報》及Gallup調查公司合作的調查則發現百份之五十八被訪者贊成在機場特別對阿拉伯人進行較嚴格的檢查，百份之三十二贊成對他們進行「特別監視」。同時，ＣＮＮ及時代雜誌的民意調查亦顯示百份之二十九的被訪者贊成警察可在街上隨便截停市民查問及搜身，百分之五十七支持所有美國人持身分證。這些香港人見慣不怪的東西，在美國的傳統卻是對個人自由的侵犯，這些數字顯示出的是美國人對這次事件的反應，並不是單單的所謂Rallying effect（即在戰爭或災難時民意集中支持國家領導人）。雖然有沒有長遠的影響還是言之尚早，但至少事發後的一陣子裡，事件已影響及不少美國人對一些基本的價值觀念的堅持。

　　傳媒不是一些能獨立於社會及政治氣氛的機構，甚麼是事實、甚麼是價值判斷、甚麼才算是客觀報導，新聞工作者並非經常有空間去作獨立的判斷。當然，在一些個別及細節問題上，美國傳媒的確可以有不同的做法，有更好的處理。但在贊成或反對戰爭這基本問題上，當從華盛頓到全國，從絕大部份的政治精英到大部份平民百姓都傾向戰爭的時候，在美國傳媒看來，支持戰爭大概就是客觀報導所要求的東西了。

　　這當然並不代表筆者認為美國傳媒的報導合理。而且美國傳媒現時的問題，並不只在於主戰或反戰。對全國團結一致的訴求，已令傳媒在很大程度上將其「看門狗」（watchdog）的責任放在一邊，例如美國政府究竟掌握著甚麼有力證據指拉登涉及是次事件？美國傳媒並沒有高調要求政府公開有關資料，反而是由英國首相貝理雅、北約高層，以至巴基斯坦政府來告訴美國人證據的確充份。事實上，到十月初為止，對這些所謂機密資料透露得最多的，是貝理雅而不是布殊。但這主要也不是英國傳媒的功勞，而是英國國會對其首相施加了一定壓力所致吧。一個國家一旦進入戰爭狀態，資訊的自由流通當然是主要犧牲品之一，究竟美國傳媒會有甚麼樣的反應？那就有待觀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