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的政治：美國傳媒怎樣面對資訊管制?

　　在戰爭及恐怖襲擊的陰影下，美國民眾正需要大量資訊讓他們對目前的情況作出判斷。事件中，美國政府是最重要和最「可靠」（至少對美國人和美國傳媒來說）的消息來源。但任何一個正在參與戰爭的政府都會對資訊進行管制及特別處理。如何突破新聞封鎖、應付政府宣傳，及處理敏感資訊，對傳媒來說都是重大的考驗。

政府的新聞管制

　　自九一一以來，美國政府收緊資訊發佈，被視為不能隨便發放的消息大概可分為四種。

　　第一種是有關軍事行動的消息。那些會影響到軍事行動成功與否的消息，自然不能隨便公開。但保密的界限應怎樣界定？現在美國各大傳媒都有記者被批淮登上阿拉伯海上的美國戰艦作採訪。但《洛杉磯時報》的David Shaw就批評政府不讓記者接近地面部隊，也不讓記者進入地面部隊出發的基地。同時，政府又不願意提供更多有關軍事行動結果的資料。美國傳媒普遍認為，政府不願意提供更多資訊，將防礙美國民眾理解戰事的進展及成果。

　　第二種不能隨便發放的消息是那些被視為可能被恐怖份子利用以策動襲擊的資訊。在九一一之後，美國政府各大部門紛紛在他們的網站上抽起一些平時向市民提供的資訊。例如在交通部門的網站上，全國交通基建的地圖在九一一後被抽起了。另外，能源部門也抽起了網站上有關美國核子發電廠的資料。美國政府不是要將這些資料完全保密，一般公民仍然可以向政府索取有關資訊，但將它們從互聯網站上取掉，仍可能會對一些市民做成不便，有論者就批評政府的做法是反應過敏。

　　第三種消息是那些和戰事或外交政策有關，而被視為會影響美國政府形象，以至影響美國人民對政府支持度的資訊。早陣子阿富汗政府開放一些被誤炸的平民區予美國傳媒採訪，美國傳媒卻之不恭，美國政府就批評傳媒不應被利用成對方的宣傳工具。對於阿富汗的平民傷亡，報章及電視台均有報導，但報導未算顯著。在報導時傳媒亦將消息處理得十分謹謓。從阿富汗或巴基斯坦而來的消息，傳媒都不忘強調那些傷亡數字「未經獨立查證」。這處理本來是值得推許的謹謓做法。但實際問題是，向誰獨立查證？美國政府不否認有誤炸平民的情況發生，但強調軍方已盡力減輕無辜的人命傷亡。這說法又應怎樣去「獨立查證」？

傳媒抱持諒解態度

　　傳媒有責任確保公眾的知情權沒有受到不必要的侵犯。美國傳媒不是沒有就以上幾方面向政府提出抗議，但資訊既然是掌握在政府手中，傳媒可以用來逼使政府就範的方法，就是在新聞報導中向政府這些舉動作顯著的評擊，但美國傳媒本來就傾向支持政府的軍事行動，並不願意破壞現時美國國內的團結氣氛，所以他們又不願意向政府肆意批評。結果，傳媒並沒有太多「籌碼」可以用來和政府交涉。

　　沒有美國傳媒中人會願意放棄新聞自由和公眾知情權這些原則，但在是次事件中，傳媒放棄了的，是對政府採取對立的姿態。例如剛才提及的David Shaw的文章，雖然對政府有批評的地方，但亦同時強調傳媒其實願意和政府合作。

　　美國傳媒對政府在是次戰爭期間對資訊流通所作的特別處理，可說是抱持著非常諒解的態度。所以，當美國軍方十月底與公關公司The Rendon Group簽訂一紙為期四個月，價值約四十萬美元的合約，讓該公司處理一些是次戰事的「形象問題」時，美國大部份主流傳媒都對這合約完全沒有作出報導（筆者是從英國《衛報》及新聞評論網站zmag.org上看到有關消息的）。雖然這合約不是甚麼大新聞，但美國傳媒對它的忽視，或多或少顯示了他們視政府進行宣傳為正常甚至必要的舉動。可是，一旦傳媒不願意高調批評政府，不願意質疑戰爭的合法性，傳媒便沒有甚麼辦法逼使政府發放更多資訊。不對政府的公關宣傳策略作批判性的處理，就差不多是鼓勵政府發放假消息，傳媒亦可能不自覺地成為政府的宣傳工具。

　　現時，美國傳媒每天都對事件作大量的報導，但真正重要的資訊其實不多。有關戰爭的資訊，絕大部份都像電視新聞中展示的那些國防部所提供的衛星圖片一樣，都是片面的官方資料，靠幾個前軍方將領來分析，給人的感覺仍是似是而非，「信不信由你」的。

製造不必要恐慌

　　最後一種政府視為不能隨便發放的資訊，就是有關恐怖襲擊的警報。當情報機關得到一些難以證實的消息，指有人正策劃恐怖襲擊時，政府應否將消息公開？公開之後，傳媒又應當怎樣處理？

　　這種警報比以上三種資訊所帶來的問題更為複雜。因為傳媒面對的不單是政府封鎖訊息的問題。事實上，政府內部對應否將這些資訊公開也感到頭痛。例如在十一月一日，加州州長戴維斯披露聯邦調查局向各州發出的警告，指在未來一星期內可能有組織會向全國各地的一些吊橋進行攻擊。戴維斯更「點名」指加州的四條大橋是可能目標。但聯邦調查局急忙澄清，指情報中並未有很有力的證據顯示襲擊真的會發生，一些聯邦官員更批評戴維斯反應過敏。亦有論者就指出聯邦調查局的警報中並沒有指明可能遇襲的地點，質疑戴維斯憑甚麼說金門橋等是襲擊的目標。州政府官員其後出來澄清，指戴維斯只是推測一些可能遇襲的目標而已。而戴維斯後來則回應，強調自己公開消息的做法並無不妥，他指出若襲擊真的出現，而自己未能事先向市民發出警告，他將會非常內疚。

　　一天之內，傳媒要面對官方眾說紛云，要弄清誰是誰非。然後，傳媒又面對跟政府所面對的同樣問題，到底應該怎樣處理這些有關恐怖襲擊的消息，才可以讓市民有所防範，但又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例如在炭疽菌事件上，傳媒大篇幅的報導，著實是加深了美國人的恐懼。在美國傳媒上，看似近在眼前的炭疽襲擊比起遠在天邊的轟炸佔據著更重要的位置。終於，傳媒也開始自我反省。有評論員指傳媒將凡是帶有粉末的信件都作大篇幅報導，有製造恐慌之嫌。另一位評論員說得更好，指炭疽菌其實不具傳染性，但恐懼及歇斯底理卻是極易傳染的，若真的有恐怖份子成功地製造了恐懼，那實有賴傳媒的幫助。

　　資訊是「不確定性的降低」，這是傳統的資訊理論中對資訊所下的定義。到底戰爭的進展如何？戰爭是否真的能解決問題？恐怖襲擊再出現的機會有多大？如此種種問題，美國以至全球的民眾都希望得到一些確定而且是正確的答案。但美國傳媒受制於自己在事件上的基本立場、受制於政府的新聞管制、亦受制於傳媒本身一些誇張渲染的傾向。結果，傳媒是供了的資訊降低不了不確定性，又或是導致了錯誤的確定性，也難怪仍有那麼多美國人無視阿富汗的無辜災民，仍然如此支持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