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革中的日本記者俱樂部

　　日本的記者俱樂部是世界上獨特的組織，它既是記者向政府爭取採訪自由的集體談判組織，也是政府賴以控制資訊發放渠道的機制。這個在政府部門、地區政府以至企業內廣泛設立的制度經過百多年的運作，現在處於瀕臨崩潰的邊緣。今年五月十五日，日本長野縣知事(縣長)田中康夫發表了驚天動地的「脫離記者俱樂部」的宣言，撤銷設置在長野縣政府內的三個記者俱樂部，取代它的是開放給所有記者的記者中心。

　　長野縣縣長田中在宣言中指出：由報社、通信社、電視台記者組成的記者俱樂部雖有和睦成員關係的性質，但同時不能排除它有可能成為具有排他性的權力機構。田中還指出，由於政府給記者俱樂部提供許多方便，造成了既得權力(穩定的資訊來源等)。對此宣言，長野縣的記者內山卓郎撰文認為「日本的記者俱樂部開始走向崩潰」。日本傳統的記者俱樂部制度是否真的從此崩潰還是未知數，但它的確面臨著從未有的挑戰。

協商新聞處理

　　記者俱樂部制度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一八九零年由幾家報館的記者組成了「議會出入記者團」，向政府提出採訪議會的請求，它被認為是記者俱樂部的雛型。至太平洋戰爭期間，政府在一九四一年成立了「新聞連盟」，每個政府部門成立一個記者俱樂部，成為該部門發放資訊的唯一渠道。一九四二年，更實施記者註冊制，記者俱樂部規定要「與當局合作讚揚皇道」，在當局的控制下，記者安穩地取得各政府機構發表的資訊，再原原本本地據此報道。日本戰敗後，美軍改組了政府架構，更打壓工會的力量，唯獨記者俱樂部這個組織能保留下來，因美軍也懂得利用它作為控制資訊流通的工具。

　　一九六二年，「日本新聞協會」制定「有關記者俱樂部的協定方針」，各報館的管理層有必要承認報道協定，如果各報館不能達成協議，僅記者俱樂部做出的協議不予承認。根據此方針，增加了各報館間對協商新聞處理的協定。記者俱樂部原本以和睦成員之間關係為目的，實質上變成必須遵守報道協議的採訪機關，與自由採訪的原則背道而馳。

　　據一九九六年朝日新聞的統計，日本有七百八十一個記者俱樂部，遍佈於國會、警察、法庭、中央政府各部門及省市政府等機關，和「經濟團體連合會」（商會）、政黨及教育委員會等民間團體和大企業。這些機構給記者俱樂部提供房間做記者室，其採訪形式是，記者每天通過固定的記者招待會獲得資訊。以日本最大的記者俱樂部「內閣記者會」為例，「內閣記者會」不僅擔任內閣秘書處，還負責法務局、國防會議、會計監察院的採訪工作。負責總理、內閣秘書長、國家公安委員長的採訪，記者招待會都由「內閣記者會」主持。內閣秘書長每天兩次發佈。另外企業、官府、議員還配有「番記者」（隨從記者），只有「番記者」才能對議員、官僚進行清早和三更半夜的採訪。

　　發佈新聞的官員或議員可以說是言無不盡，甚至會將一些背景情況向記者交代，記者俱樂部的成員在獲得資訊以後，會自行或者跟發佈新聞者商量發稿的時間及具體的內容，以及是否引用發佈者的身份，還制定了制裁措施，不允許搶先報道，如有犯規者就會受到禁止入記者室甚至除名等懲罰，因此從記者俱樂部渠道獲取資訊後做獨家報道是受到限制的。

記者俱樂部的問題與衝擊

　　記者俱樂部制度運作了百多年，但只能在封閉的社會形態下才能維持，與開放社會的競爭格格不入。記者俱樂部成員私定採訪與報道協議，而且入會資格受限制，違反俱樂部協議者會遭到制裁。它的閉鎖性和排他性，在日本成為世界經濟強國後，國際新聞界即使向日本派駐記者，也無法從正常渠道取得資訊，對此怨聲載道。

　　記者俱樂部長期享用政府資源也受到挑戰，長野縣田中縣長在宣佈取消記者俱樂部的宣言中指出，三個俱樂部佔用面積合計為263.49平方米，而且車場、水電費等雜費、工作人員的工資等支出全部由公帑支付，還用公款喝酒和溫泉旅行等。據不完全統計，日本一年中用於運營記者俱樂部的費用高達一百億日元（八千萬美元）以上。當發展到政客要向選民交代的年代，這種支出便會受到質疑。

　　由於記者俱樂部的成員受制於種種規限，只能報道協議發佈範圍內的內容，往往對新聞來源缺乏批判性，結果是鈍化了對權力機構的監督能力，也阻礙了新聞界的自身改革。在面向日益激烈的同業競爭環境中，協議報道內容就顯得毫無特色。

　　一九九零年代以來，記者俱樂部受到愈來愈大的衝擊，第一個變化是資訊公開化，《情報公開法》的制定和實行，市民可以親自向行政機關要求索取想要的資料和數據。其次是電腦和互聯網的普及，政府以及一些大企業開始通過互聯網發表消息和資料，動搖了記者俱樂部提早可以獲得資料的既得權力。新聞界原有的報道方式和內容不得不進行改革。兵庫縣從一九九六年十一月開始，把向記者發表新聞登載在互聯網上，一九九八年十月，崎玉縣也跟隨這種做法。其三是在激烈競爭的報業市場，協議報道的規矩屢被打破，參加俱樂部的記者從吹風會上獲得了資訊，向上級報告後，報館會根據新聞的來源從別的渠道找人說出來，甚至是明顯的違反協議也要爆新聞，使俱樂部的規矩愈來愈不受重視。

　　面對這個現實，過去通過記者俱樂部而獲取的資訊佔據大半版面的報紙，必須加強獨家新聞和對新聞的分析、評論上下功夫，這樣才能顯出特色，才能獲得更多讀者和贏得讀者的信賴。

發佈機制引以為鑒

　　小泉首相打出的「沒有禁區的改革」旗號，不僅觸動政界和經濟界，對新聞界也不無影響，而且他還跨過傳統的傳媒，通過互聯網定期向國民派送電子報紙，專門發表有關他的消息與言論，無形中向國民說他對傳統傳媒的報道手法投不信任票。

　　在日本，記者半數以上都參加記者俱樂部，新聞消息的一大半是通過記者俱樂部的採訪而獲得的，因此記者俱樂部的問題，也是整個日本新聞界的問題，如何改革這個制度，對日本的資訊自由流通及新聞界有深遠影響。

　　雖然記者俱樂部存在上述所述的種種弊端，但它作為「代行國民享有的了解權這個角度來看，記者俱樂部具有迫使公共機關提交不想公開的資訊的力量」。

　　香港傳媒無論在傳統習慣與現今競爭的市場角度看，跟日本都千差萬別，而且社會的結構也不可能有「日本記者俱樂部」的形成土壤，但這個制度以至這個制度瀕臨崩潰，對香港還是有啟發的，一是香港的記者應該如何行使集體的力量迫使政府發佈他們不願意公開的資訊，二是特區政府必須清楚認識到，即使在日本那麼講究協調一致的社會，記者俱樂部的制度也要崩潰，他們將如何設計今後的發佈機制，值得引以為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