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九月廿一日發生在台灣的集集大震,不僅震出了建築結構、救災工作、災後重建等各種問題,也震出了台灣新聞媒體在災難報導上的過與不及。震殤週年,社會各界紛紛以各種紀念儀式追悼死難者,台灣公共電視則邀請傳媒工作者、國內外的新聞學者,舉辦一場「災難報導與媒體的公共責任」座談會,不僅發表公共電視本身研究世界其他國家公共電視的災難傳播成果,也與業界、學界交換意見、分享經驗,可以說為目前並未受到應有重視的災難傳播領域,提供了相當豐富的資訊。
直昇機使用的爭議
在重大災難發生的時候,除了救災人員,第一個到達災變現場的,通常是傳媒工作者。他們為了將災難發展的現況迅速地報導出來,盡可能的掌握消息來源,追查真相,有時甚至不惜冒著生命的危險追求獨家新聞,這時便常常會跟維持現場秩序的官方單位,因為立場上的不同而發生衝突。在一九九五年日本發生的阪神震災、一九九九年台灣發生的集集地震當中,都曾經發生過媒體為了報導而妨礙救災的情形。其中直昇機噪音干擾救難隊搜尋生命跡象的問題,在日本和台灣也都在業內引發討論。
直昇機居高臨下,在大規模的災難發生初期,有迅速掌握災情的能力,所以如果使用得當,對救災是有幫助的。根據座談會來賓之一,NHK執行研究員小田貞夫在阪神震災過後所作的一份調查顯示,有55%的受訪者認為,用直昇機採訪有其必要,但必須慎用;而有19%的認為,必須強制規定某一段時間不讓直昇機在災區上空盤旋。日本一個由專家學者組成的中央防災協會,甚至曾經建議在災難發生後的七十二小時(也就是所謂救難的黃金七十二小時)之內,限制直昇機進入災區採訪。雖然這個建議最後未被採納,卻也可以看出直昇機角色的爭議性。事後NHK和其他商業電視台也針對此事做過檢討,並協議以後出動直昇機前,必須依照事件的性質協議出一個高度,一方面顧慮到安全問題,一方面也以不妨礙救災為原則。
現代科技縮短報導作業時間
另外,現代傳播科技的發達,使採訪新聞的方式有了重大改變。首先是頻道的增加。在台灣,就有包括TVBS-N、ETTV-N、SET-N、CTN、民視新聞台等二十四小時有線電視新聞頻道,再加上台視、中視、華視、民視等傳統無線電視台的早、午、晚、夜四節新聞,使得新聞專業人員的需求量大增,擔任電視新聞記者的門檻卻日低。另一方面,衛星新聞採訪車(Satellite News Gathering, SNG)大行其道,又大大縮減了新聞處理的時間。然而由於災難報導的突發性,以及觀眾對災難發展資訊的渴求,卻使災難報導往往必須大量使用現場立即報導的模式,將最新的訊息以最快的方式呈現出來。
美國ABC新聞部的前任總裁艾默˙羅爾(Elmer Lower)曾經表示,電視現場轉播是「唯一在觀眾面前完成報導、剪輯的新聞媒體。」記者要在時間這麼緊迫的狀況之下完成任務,還要維持報導的品質是相當困難的。因此,記者平日的訓練就變得愈為重要。
荒腔走板的災難報導
在阪神震災時,就有日本商業電視台的女記者身穿鮮豔的套裝在災區連線,引起災民不滿,或把老人從帳篷裡拉到寒風中,問些莫名其妙的問題。不過最嚴重的問題,是記者對災難發展的無知。例如在地震發生後不久,一名記者在災區作現場連線時跟觀眾說:「此刻這裡非常缺水,希望全國觀眾請送水過來。」災民缺水是事實,但是記者未查明救災單位會採取的措施,或缺水的狀況會持續多久,反而直接叫觀眾送水來,這恐怕不但不能紓解災民缺水的狀況,反會引起更多混亂。有些記者在阪神震災發生之後報導說,「幸好這次的地震發生在神戶而不是東京,否則災情將更為慘重。」這種說法對災民真是情何以堪(在集集地震發生之後,也有許多記者報導說,「幸好這次的地震不是發生在台北,否則災情將更為嚴重。」),比較適當的說法是:「雖然這次的強烈地震不是發生在東京,但在神戶地區也已造成重大損失。」
NHK文化放送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平塚千尋認為,由於災難發生時跑任何一條路線的記者都有可能被調去支援,所以媒體機構對記者在災難報導平日的基本訓練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對震度及規模等災難訊息的相關常識,平時就要做好教育,以免忙中有錯,影響報導品質。另外,媒體全員在的災難發生時的報導應變措施,也要隨時進行。
災難時的新聞管理
又由於災難現場聚集的媒體人員眾多,主管單位與媒體的互動以及現場秩序的維持,也是災難傳播的一個重要議題。九二一地震台北東星大樓的倒塌現場,在事件發生後迅速拉起了警戒線,但還是發生有記者假扮救災人員混入現場企圖採訪,而被市府官員識破的情形。但是由於台北市政府堅持警戒線的權威,對官員或媒體都一視同仁,所以大部份的媒體都願意遵守採訪規則。而台北市政府主動尋找警戒線外的置高點,讓媒體拍攝救災畫面,並定時公佈救災進度與傷亡數字的做法,也讓媒體因為有了適當的資訊來源而配合管制。
在座談中,TVBS採訪中心攝影組副主任方仰忠就說,「新聞記者不是洪水猛獸。」記者的天職就是報導事件,而媒體市場的本質是同業競爭,如果負責新聞管理的官方單位,能夠洞察這兩點,那麼在災難中媒體與官方的互動將會是良性而有秩序的。
公共媒體發揮作用
在本次座談會當中,公共媒體在災難傳播中扮演的角色也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正如東京大學社會情報系教授廣井脩所言:「媒體不僅是報導災難而已,也是防災和危機處理的下部組織(infrastructure)。」而不以商業利益為主要考量,屬於全民的公共電視,往往就成為政府進行有效災難傳播時的最好盟友。
早在一九五一年,日本就在其「災害對策基本法」當中,明列NHK為國家指定之防災機構,使NHK與氣象廳、消防廳、警察廳、防衛廳等同屬中央防災的一級機構。NHK在年報中更明定「守護當地人民的生命財產」為全體人員的首要宗旨。韓國在一九九五年發生501人死亡的三豐百貨公司倒塌事件之後,也參考日本的做法,於一九九六年在「災難管理法」中將韓國公共電視台(KBS)列為災難報導的指定台。
美國則以聯邦急難管理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簡稱FEMA)為最高防災機構,其中負責媒體協調的公共事務部,亦屬一級單位。FEMA平日即以各種傳播管道提供防災訊息,並在災難發生時提供緊急訊息給傳播機構。洛杉磯在一九九四年北嶺地震時,FEMA就徵用洛杉磯地區的公共電視台KLCS,播出FEMA救災中心提供的訊息以及記者會全程實況。而佛羅里達州的WCEU公共電視,則與FEMA長期合作,成為佛州的急難公共訊息電視台,並在一九九八年佛州森林大火時,隨時提供道路封閉,疏散路線等訊息,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未來FEMA也打算和更多的地方公共電視台簽訂合作協議,提供更豐富的急難資訊服務。
「傳播」在防、救災體系的位階
這次座談範圍從災難報導的道德層面談到災難傳播在防、救災系統中的位階問題,更充份汲取各國的經驗,為台灣災難傳播的領域帶來了不少珍貴的資訊。而不論是實務界或學術界都一致認為,「傳播」在防災、救災體系中的重要是無庸置疑的。災情資訊的內容越豐富,越能安定民心、減少損失;但沒有好的傳播管道,政府就算有再好的防災計劃、救災行動,民眾也無從得知。因此,媒體不應只是報導災難而已,還當在政府的救災體系裡擔任適當的角色。而公共媒體基於為全民所共有,更應當仁不讓地強化自己在災難發生時的資訊傳播及服務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