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傳媒改革論壇

　　回歸後，意料之外，新聞自 由最大的敵人不是政府，而是傳媒自己。市場導向和律師信兩大利刃架在頭上，嚴肅認真的傳媒備受冷落，敢言的行家則被迫「自律」。公眾對傳媒的內容邊看邊罵。但業內無力回天。開會、做調查、私下翻臉。誰都知道問題所在，但誰都不敢說能夠解開這個「死結」。

國際交流分享經驗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上月與美國自由論壇（Freedom Forum）合辦的傳媒改革路向論壇，自然也沒有提供靈丹妙藥。最大的貢獻也許是，為本港同業提供了國際交流的機會。傳媒操守是古今中外的老問題。由於時、空、政治、文化不同，細節上縱有差別，但問題的本質大同小異，不外是有權勢者希望傳媒只講對其有利的話，對不聽話的傳媒施加干預。反過來，一些行家踰越傳媒作為公器的底線，在機構、個人、經濟、政治、虛名甚至正義利害的誘惑下，假公濟私。就香港來說，行內律師信滿天飛大都屬於前者，娛樂、淫賤、弄虛作假則是後者的體現。

　　這次的研討會，記憶中對港大和自由論壇來說都是第一次。港大雖然設有傳播學一類的課程，但並未正式設系。而自由論壇作為國際上新聞自由的一面旗幟，對香港回歸後的狀況甚為關注，但作為全球性的機構，對香港中文傳媒的探討相對不多。這次的會議，對港大來說是切合社會需求、設立新聞實務課程所邁出的一大步；對自由論壇來說則大大加強了對本地的了解。

分清可為與不可為

　　會議上在眾多講者中，最受注目的可說是美國殿堂級人物希曼(Robert Haiman)。這位終生的新聞人，新聞系畢業後加入報館，由記者做到主編，繼而編而優則教，主持著名的新聞專業學院Poynter Institute。近年退而不休，研究新聞教育和專業道德問題。他數十年目睹美國行內怪現狀後歸納出的傳媒「九宗罪」，香港都不缺，只是程度上有別。

　　另一位受注目的海外講者是《波士頓郵報》主編斯多林(Matthew Storin)。該報近年兩位頗受歡迎的專欄作家被發現「作口野」。其中一位的專欄已寫了廿五年，是波士頓的文化標記。一番擾攘後，兩位作家都被辭退。縱然細節上仍有爭議，該報由頭到尾公開報導本身處理事件的經過，包括內部對主編的批評。斯多林稱，一場醜聞壞事變好事，該報不僅爭回了公信力，此後接到投訴時，可以此證明該報立場公正，內外無別。

　　兩位美國講者不約而同地，主張面對行內的通病時，認清個人的從業員身分，分清可為與不可為。可為的不用說了，主要視乎個人的操守和質素。不可為的主要是媒體所有權和市場的主流趨勢。

好傳媒與庸俗化

　　但斯多林的一項觀察對香港頗有啟發：傳媒在盛世中容易庸俗化。天下太平則公眾追求逸樂，看傳媒但求消閒過癮、尋求吃喝娛樂。受眾不求真、不求嚴謹，專業的新聞水準難有用武之地。至少就金融風暴前的經濟來說，香港近年不也是太平盛世？

　　同樣值得提醒的是，斯多林主張「好」同行們了解受眾，作認真的市場調查。我想，這裡並非鼓吹跟從市場，而是認識到除了人性的陰暗面外，是否有些大眾口味是好傳媒應做而忽視的，以致成了「庸俗」對手的專利。例如，改善生活是人類的願望，但嚴肅的傳媒大都不屑於提供生活資訊。結果主婦們天天罵兩大報，天天買來作為家務幫手，最多是扔掉其中的黃業指南。當然，有些媒體限於資源，難以兼顧這方面。但這至少說明，在一些不違背新聞原則的內容上，好傳媒的確不如俗同行。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與美國自由論壇合辦傳媒改革路向論壇。

電視市場發展的限制

　　隨著金融風暴暴露了香港國際競爭力的弱點，這次的會議也質疑，香港能否成為亞太的傳媒中心。從兩位講者所代表的機構：鳳凰衛視和美國的CNBC即可見，香港這方面的前景不容樂觀。鳳凰衛視雖然成績驕人，但主要的合作夥伴STAR TV（衛視）耕耘多年後仍未能圖利；CNBC更把廣播基地由香港遷往我們的主要競爭者新加坡，使後者面向亞洲的外資電視台增添到兩個（另一個是美國財經媒體王國道瓊斯名下的ABN）。這與五、六年前西方媒體爭相以香港作為亞太、特別是中國內地市場的橋頭堡，不可同日而語。香港以往的傳媒競爭力在於自由安定、通訊發達、基建完善。但鄰近地區，包括中國內地和台灣，經過多年的努力後，已大大拉近了通訊方面的差距。主要由工資和租金構成的經營成本成為競爭力新的決定性因素。這正擊中了香港的要害。金融風暴至今，香港在這方面的調整與鄰近地區，尤其是新加坡仍有一段距離。

　　除了經濟競爭力的大氣候，香港內部長達三十多年的慣性收視，也限制了本地電視市場以至外來節目的發展。亞視一再注資、更新人事和佈局，但始終無法打破「宿命」，至今徘徊在生死邊緣。香港有線電視以先進技術奪得獨家專利，投下數十億元，也未能與電視廣播有線公司（俗稱無線）享有的收視抗衡。新聞從業員面對市場庸俗化普遍有無力感，電視業者面對市場時同病相憐。打破慣性台壟斷藝員的建議值得考慮。但慣性收視把我們帶回到雞與雞蛋的老問題：傳媒庸俗化的始作俑者到底是傳媒還是受眾？至少就這方面看來，責任不在傳媒，而是社會上願意思考的觀眾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