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下半年,中華民國政府先後宣佈解除戒嚴及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繼而在一九八八年解除報禁。短短半年之間政治環境的改變,不但使隔絕敵對近四十年的兩岸關係,進入交流互動的和平狀態,同時也開啟了台灣媒體對大陸新聞報導的新紀元。迄至本次「第四屆海峽兩岸及港澳新聞研討會」的舉行,兩岸新聞交流剛好屆滿十年,總結十年來雙方新聞交流的演變經驗,可以說基本上是隨著海峽兩岸政經情勢的發展,雙方政策及各項法令規章的轉變,而呈現時冷時熱,忽進忽退的不規則狀況。
兩岸新聞交流,從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一日台灣《自立晚報》記者李永得及徐璐突破法律禁令,以探親名義逕赴大陸採訪,掀開序幕之後,十年來雖經歷孕育、熱潮、緊繃、重建、發展、冷卻、復發、低盪等不同時期的變化,但總的來說其演變的軌跡乃是由非正式轉為正式,由單向轉為雙向,由民間及於官方,由交流進展到合作。另就新聞報導的表現而言,則篇幅是由少而多,角度是由單一而廣泛,內容是由隔閡而精確。具體反映在雙方的新聞交流事項上,則包括相互進行採訪、相互進行參訪、相互交換訊息、聯合進行採訪,以及在學術領域所展開的交換研究人員及學生,聯合進行研究,和舉辦聯合研討會等。
台灣媒體近年經歷重要演變。 |
新聞交流諸多困境
兩岸的新聞交流,儘管在過去十年已經取得重大的進展,但過程中除了一再受到政經事件的影響而有所起伏之外,單就新聞交流本身而論,十年下來的確也積累了一些問題,面臨了某些亟待突破的瓶頸。舉其犖犖者言,至少包括以下數端:
其一是源於雙方對新聞理念的不同認知及意識形態的基本差異,使得在發展交流的過程中,雙方並不能真正卸除心防,也阻礙了經由交流進一步建立互信的機會。換言之,兩岸新聞的交流可謂熱鬧有餘而深度不足。
其二是在實質的交流過程中,出現了包括人員交流失衡、報導質量失衡、採訪製作節目等待遇上失衡、及電波媒體播報失衡等現象。但受到政治情勢及法令規章的制約下,這些問題迄未有解決跡象,反而影響雙方的交流,無法達到增進互信建立共識的境地。
其三從台灣方面而言,媒體對兩岸新聞的報導,雖在解除報禁、落實新聞自由之後,不再受到政治力的直接干預,但是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統獨爭議的影響,而在媒體立場及報導取角上呈現相當的歧異性。這種歧異性再反射過來,則又導致一般民眾對兩岸議題認知立場上的對立或模糊,在相互牽制中影響兩岸交流的發展進境。
其四進一步省視十年來台灣媒體本身的演變,在一連串開放報禁、釋出廣電頻道及衛星電視、有線電視如雨後春筍般設立的情況下,台灣的傳媒生態環境可以說起了結構性的變化。在強調新聞自由、自主的大旗下,實際呈現的乃是經由高度的新聞競爭,使得台灣的新聞環境進入結構重組的階段性失序狀態,在各媒體卯力競逐之下,新聞報導的市場取向益見明顯,這股趨力投射於對兩岸新聞交流及兩岸關係的報導處理上,乃可能產生截然不同的正向或負向作用,憑添其多變及不可測性。
其五落實到個別媒體及新聞從業人員,多變而難以掌握影響的政經侷限,不但使得進一步的交流陷於難以突破的困境,甚至連維持原有的交流合作模式,也往往基於現實因素及經驗法則而露出難以為繼的疲態。至於就新聞從業人員而言,相較於開放交流初期的新鮮感,基本上已逐漸沉澱,但在採訪條件未見明顯改善,報導品質猶待提升的情況下,從業人員專業能力不足的問題,乃惡化了新聞交流未能突破升級的態勢。
認知理解深化發展
雖然兩岸十年來的新聞交流呈現了前述的諸多困境,但從歷史發展的長遠角度來看,過去十年來兩岸經由新聞交流而增進彼此的瞭解認知,無疑大過於交流所帶來的負作用。個人認為經由交流溝通,求同化異,十年來所走過的路縱非坦途,但確是彌足珍視,並具有開啟新一階段深化發展的奠基作用。具體而言,則亟待突破、有待努力的地方,至少應包括:
在基本前提上,雙方經由認知理解,應承認彼此對新聞價值及新聞事業理念的不同,不互相作為攻訐之資或交流的絆腳石。
其次,正確對待兩岸關係的發展,區隔雙方的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追求營造共同的利益,也就是不要使交流報導成為醜化或貶低對方的工具,而應落實於對雙方土地及人民的終極關懷。
海峽兩岸對新聞理念與報導處理方法都有基本差異。 |
再者,就新聞交流的技術面而言,前述的諸多失衡現象應該逐一設法予以克服改善,有關雙方允許常設記者站及對等發行,更應該列為優先項目,以保證報導的品質得獲提升。
復次,做為新聞交流的尖兵,負責第一線採訪任務的媒體採編人員,除本身應致力提升自己的專業能力之外,各媒體事業或相關新聞團體,更應該協助規劃開設足以提升其報導專業能力的訓練課程。
最後,雙方的新聞教育研究單位,允宜扮演更積極的人材培訓工作,及針對交流議題做系統性研究,以提出可行的對策。這項人才培訓工作不應只限於對在校人員的協訓,而是擴及正常新聞教育課程的開設安排。同樣的,有關交流議題的系統性研究,自也應包括交流研討會的舉辦。在這個意義上,已經舉辦四屆的「海峽兩岸及港澳新聞研討會」,今後應有更寬廣的揮灑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