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邁向第二代本土研究 : 社會科學本土化的轉機與危機》
作者:汪琪 (台灣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終身榮譽講座教授)
出版社:臺灣商務印書館
出版日期:2014年10月
今年年初中國教育部宣示,高校不得傳播「西方思想」。這個政策背後的顧慮,是「某些」西方價值是對中國有害的。但如果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和現代化的源頭都是西方,那麼除非我們「選擇性」的瞭解西方,否則中國很難「選擇性」的排除「西方價值」。非常值得我們思考的,卻是我們對西方的瞭解究竟有多全面?以目前華人社會的學術與教育政策依賴西方的程度,是否本身就反映著對於西方、甚至於本身文化傳統瞭解的殘缺?「邁向第二代本土研究」(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簡體字版即將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書名改為「本土化的危機與生機」),主要討論的是華人學術本土化的問題。但是因為問題牽涉到學校教育、學術政策方向的變革、甚至整個社會面對西方的認識與心態,因此作者對於清末以降,華人知識份子對於「西方」和本身傳統的看法、以及造成的問題都提出了頗為獨特的見解。
作者觀察到,清末民初以來,中國思想與學術在經歷驚天動地的西化挑戰之後,看似欣欣向榮,實則在自然與應用科學以外領域的研究,已經陷入一個歷史學家余英時所謂的「雙重邊緣化」的困境。一方面在理論知識上仍然停留在歐美「追隨者」的角色,另方面卻經常因為「追隨西方」,而與本身的歷史文化和社會需求脫鉤。作者認為,解決問題的重要關鍵,是去除她所謂的「西方主義」心態、重建自主性。
相對於薩伊德(E. Said)的「東方主義」,「西方主義」所指的是包括華人在內的「東方人」對西方文明的瞭解與態度。「東方主義」使西方人「藉由否定東方來肯定自己的優越性」,同樣的,「西方主義」也肯定西方的優越性,但這信念卻是經由「否定自己」所達成的。五四運動中,知識份子將孔孟由神主牌位上拉下來,神主牌位卻沒有撤掉,只是換上了西方的「聖賢」。但作者認為,使得中國思想僵化的,不是五四諸君所歸咎的「封建思想」或孔孟學說,而是科舉制度。千餘年來科舉以「儒家」為唯一考試範圍的作法,使得知識份子喪失了春秋戰國時期十分蓬勃的思辯能力以及主體性。「神主」如此輕易的轉移,也是因為直到今天,不論學術圈內與圈外,許多華人知識份子仍然在以科舉時代「治學」的態度對待、與學習西方的知識理論。
根據作者的說法,「防堵」西方不可能、也不必要,因為辯證本身就是一個「經由思辯去質疑、或推翻論述」的過程。其實無論中西文化傳統,都需要思想上的激盪與創新來發光發亮。希臘模式的思辯自然不曾在中國出現,然而春秋戰國時代另種「冬蟲夏草式」的「思辯」方式卻孕育了「百家」、造就了中國思想史上最輝煌的年代。作者認為,西方文藝復興所揚棄的是歐洲黑暗時期的桎梏,而不是整個歐洲的文化傳統。因此我人需要揚棄的,是科舉式「治學」的態度,由教育開始重建個人的主體性、並重新發掘中國思想活力的根源。否定過去的代價,是失去未來的方向;沒有方向,眼前的繁華景象不過是失根的蘭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