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香港器官捐贈新聞與社交媒體的關係

　　香港社會近年對器官捐贈（organ donation）的關注度越來越高。然而，根據國際器官捐贈與移植登記組織在2016年的數據（International Registry in Organ Don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2017a; 2017b），亞洲地區包括香港對器官捐贈的支持度，無論是遺體或是活體器官捐贈，都較全球大部份國家低。根據醫院管理局（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衞生署，2017）數據，截至2017年11月10日香港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已登記人數為274891，較去年同期多大約43000人。

　　政府和非政府組織都透過不同渠道，包括新聞媒體，向社會各階層人士推廣器官捐贈訊息。過去有不少研究都曾探討傳統新聞媒體例如報章、電視節目如何呈現器官捐贈的訊息（Feeley & Vincent, 2007; Morgan, et al., 2007）；近年隨著社交媒體的廣泛使用，學者進一步分析社交媒體平台，例如 YouTube，有關器官捐贈的報道與用戶的回應 （Tian, 2010）。

研究方法

　　2017年初的一項調查指出（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2017），香港有六成受訪者是透過社交媒體接收新聞資訊；而在眾多社交媒體中，香港的受訪者最常使用面書（Facebook）來接收新聞資訊。此外，本文統計了香港23個中文新聞媒體的面書，當中包括傳統媒體（即報紙、電視台及電台）及純網媒；截至2017年7月1日，十大最多人讚好及追蹤的香港中文新聞媒體的面書按次序為《 香港蘋果日報》 、《明報即時新聞》、《on.cc東網》、《有線新聞》、《TOPick新聞》、《端傳媒》、《立場新聞》、《晴報》、《香港經濟日報hkej.com》、《信報財經新聞hket.com》（見表一）。

　　2016及2017年香港新聞媒體廣泛報道的兩宗器官捐贈個案，分別是馬倬朗及鄧桂思個案，由病者等待器官移植，到完成器官移植手術之後的情況，都有持續的跟進報道；不少傳統媒體（包括報紙、電視台、電台）及純網媒都在其面書貼上相關的報道。本文以十大最多人讚好及追蹤的香港中文新聞媒體的面書為統計框架，在這十個中文新聞媒體的面書搜尋與「器官」相關的帖文，然後再篩選出馬倬朗及鄧桂思個案。

　　本文發現當中只有九個香港中文新聞媒體面書有貼上相關的報道，包括《香港蘋果日報》、《明報即時新聞》、《on.cc東網》、《有線新聞》、《TOPick新聞》、《立場新聞》、《晴報》、《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香港經濟日報 hket.com》（見表二）。這九個香港中文新聞媒體的面書共有120宗有關馬倬朗及鄧桂思個案的器官捐贈報道，其中39宗是於2016年6 月7日至2016年8月31日有關馬倬朗移植心臟的報道，另外 81宗是2017年4月7日至2017年9月2日鄧桂思移植腎臟的報道（見表二）。本文根據以往學者對器官捐贈新聞報道（Chan, et al., 2013; Feeley & Vincent, 2007）及社交媒體訊息（Tian, 2010）的研究分類，嘗試分析這九個香港中文新聞媒體的面書有關馬倬朗及鄧桂思個案的器官捐贈報道，與及用戶對相關報道的回應和留言，從而探討社交媒體對香港市民接收器官捐贈訊息的影響。

媒體報道的框架

　　從媒體報道的框架（media frame）而言，馬倬朗及鄧桂思個案的報道形式（format）主要以文字配合相片或圖片表達（58.3%），其餘為附有錄像的報道（41.7%）。鄧桂思的81宗報道涉及多個組織，主要包括醫院（70.4%）、大學醫學院（42.0%）、衞生署和食物及衞生局 (25.9%)，而馬倬朗的39宗報道大致上只涉及醫院（84.6%）。

　　從媒體報道器官捐贈新聞的價值框架（meta-frame valence）而言，120宗報道大部份(40.8%）為中立報道（即沒有正面或負面的表述、或是同時有正面和負面的表述），其餘33.3%為正面報道，25.8% 為負面報道。這120宗個案大多是關於馬倬朗及鄧桂思的病情；但鄧桂思的81宗報道有21%是關於鄧桂思的病情及相關的器官捐贈政策，另有2.5%是關於器官捐贈政策。媒體亦廣泛討論「捐贈者是好人」（donors are good people），佔120宗報道的60%。只有鄧桂思的個案報道提及「青少年」（youth）捐贈者，即十八歲或以下的捐贈者，佔其81宗報道的3.3%。  

　　媒體報道器官捐贈新聞的價值框架跟幾類內容有密切關係（見表三）。媒體對器官捐贈新聞的正面或中立報道，內容尤其涉及器官捐贈者或受惠者本人或相關人士的個人經歷（χ² = 12.21, df = 2, p < .005）、病者完成器官移植手術後的健康情況（χ² = 19.27, df = 2, p < .001）及活體器官捐贈者（χ² = 18.22, df = 2, p < .001）。正面的報道亦涉及有關病者的感性描述（χ² = 10.74, df = 2, p < .01）；而有關推廣器官捐贈意識的內容，價值框架則較多元化，涉及正面、中立及負面的報道（χ² = 7.55, df = 2, p < .05）。

面書用戶的框架

　　從面書用戶的回應及留言來分析，平均每宗報道有162.2名用戶分享（share）及2164.9名用戶回應（例如讚好）。最多面書用戶分享的是《香港蘋果日報》2016年6月8日有關馬倬朗的報道，是一張馬倬朗女友吻向馬倬朗的圖片，標題為「中大朗朗求屍心續命 女友籲大眾支持器官贈」，有3272名用戶分享貼文，另有21302名用戶回應，包括16000個讚好（like）及4900個慘慘（sad）。最多面書用戶回應的是《香港蘋果日報》2016年8月31日有關馬倬朗的報道，以文字配合圖片表達，標題為「換心後兩個月 20歲朗朗昨晚離世」，共有59520 名用戶回應，包括43000 個慘慘及15000個讚好，另有2612名用戶分享貼文。最少用戶分享及回應的報道是《信報財經新聞》 2016年6月8日有關馬倬朗的報道，以文字及馬倬朗父母的合照為表達形式，標題為「中大男生心臟衰竭 急求愛『心』」，只有6個回應，沒有用戶分享貼文。

　　在120宗報道中，共有9945名用戶作出與報道相關的留言（comment），平均每宗報道有82.9個相關的留言。用戶留言大多數為正面（91.1%），例如「我已登記了器官捐贈 祝願受助者，快康復起來！家人及市民等待着妳！」；另有6.2%為負面留言，例如「hk思想落後，不支持死後器官捐贈，好慘」；2.8%為中立留言，例如「受贈者家人更要宣揚支持器官捐贈」。在所有相關留言中，只有7名用戶（0.1%）留言談及支持器官捐贈的傾向（behavior intention），例如「一齊簽器官捐贈卡令更多輪候者受惠」；另有15名用戶（0.2%）留言提及自己支持器官捐贈的行為（actual behavior），例如「我早在中學時已填好張咭，近年亦怕機構搵唔到我記錄，上網登記埋，人死咗留個身體都無用，我已同家人講好晒我嘅安排」、「支持器官捐贈，十多年前一次捐骨髓驗血行動中，認知器官捐贈的重要，便寫下捐贈咭」、「我好耐之前已登記左捐贈器官，希望等緊器官移植嘅病人同家人唔好氣餒！」。有關活體器官捐贈者的報道平均有3.4個中立留言，跟沒有提及活體器官捐贈者的報道（平均有1.3個中立留言）有明顯的不同（t = 2.52, df = 80.77, p < .05）；而其他留言的價值框架（meta-frame valence）跟媒體的報道內容大致上沒有密切關係。

結論

　　以上分析概述了香港中文新聞媒體在面書有關器官捐贈的訊息大部份為中立和正面報道，並以病者完成器官移植手術後的健康情況、活體器官捐贈者、器官捐贈者或受惠者本人或相關人士的個人經歷為大致內容，也會對病者作感性描述。馬倬朗及鄧桂思的個案，分別涉及遺體器官捐贈和活體器官捐贈。馬倬朗個案的報道以病情為主，跟鄧桂思個案有關病情及器官捐贈政策的討論有所不同。

　　而面書用戶的回應和留言可反映出用戶是否接納媒體報道的框架。值得留意的是，面書用戶支持器官捐贈的傾向及行為的留言合共只佔全部留言0.2%，這似乎意味著社交媒體的新聞報道未必能直接推動大部份用戶去作出支持器官捐贈的行動（motivation），但卻有助強化用戶對器官捐贈的正面意識（reinforcement）；而面書用戶的留言亦未必能反映出用戶的行為是否因為媒體報道而有所改變（Tian, 2010）。社交媒體平台用戶支持器官捐贈的態度及行為之間的關係，似乎仍有待學者作進一步研究（Tian, 2010）。本文有關香港面書用戶支持器官捐贈的傾向及行為的留言數字，比過去其他社交媒體平台例如YouTube（Tian, 2010）的研究數字為低，面書用戶留言和回應的互動性及個人化仍有待進一步分析。

　　為了進一步推廣器官捐贈的訊息，全球不少國家（例如美國、巴西）近年都使用社交媒體（包括面書 ）來傳遞或宣傳器官捐贈訊息。香港亦有研究（香港集思會，2015）建議衛生署及醫管局等組織加強使用社交媒體平台，包括面書、 Instagram 及YouTube等，去推廣器官捐贈訊息予年輕人。本文期盼政府和非政府組織能透過使用傳統媒體及社交媒體平台，提升香港社會對器官捐贈的支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