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屆海峽兩岸及港澳新聞研討會」後記

新疆烏魯木齊是世界上距離海洋最遠的城市，但卻在這地熱烈地討論了南亞海嘯報導的問題。

八月底一連三日，近七十名來自國內、台灣、香港及澳門的傳媒主管人員及傳媒學者出席了第九屆海峽兩岸及港澳新聞研討會，主題集中討論新聞報導與人文關懷，由學者及業界發表共十五篇論文，分別研究如何在災難報導中顯出人文關懷、如何保障採訪災難戰亂的記者安全、如何尊重被訪者的權益，與及新聞媒體幫助青少年成長的社會責任。

人文關懷與客觀守則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早上，平靜的印度洋突然翻起滾滾巨浪，幾小時內奪去了二十八萬寶貴生命，摧毀沿岸十二個國家無數人民的生活生計。

香港有線電視副總裁趙應春在「從印度洋海嘯看新聞媒體在災難報導中的人文關懷」的論文中，特別帶出了一次採訪經歷，大意講述一名女觀眾致電新聞台，指有十位親人正在布吉渡假，海嘯後音訊全無，生死未卜，詢問電視台能否施以援手，記者於是在布吉機場接她，包車去逐間醫院尋親，一夜努力，終於找到受傷的姊姊。經過一番折騰，又在另一間醫院找到姊姊失散的八歲兒子，隨後一天不斷四處奔跑，記者還不時幫助她照顧小孩，充當褓姆。論文提出：「記者已經不只在報導尋親過程，還參與其中，這種做法有沒有違背傳統新聞的規範，超越了記者應有的客觀守則？」

趙應春指出，不同學者對新聞能否客觀有不同觀點，而他對此事的看法是：記者的協助是人性美善的表現，伸出援手是美德，也是價值判斷。從這個角度看，報導不會客觀。「但記者在陪伴這幾天裡，每當親人重逢，在悲喜交集的場合中，記者只是旁觀，沒有要求當事人幹這幹那，供攝影師取鏡。一切只是紀錄事實的發生，所有的訪問，都是徵得當事人同意下，才拍攝錄音，沒有一段是經過安排。從這個角度，記者又具備了客觀報導的條件，因此記者其實是在主觀的環境下，發揮客觀報導的功能，這種穿插於主觀時空而穩守客觀原則，可能是報導人文關懷情況下產生的獨特旋律，其難處在於記者的拿揑。」

論文亦有批評香港記者在採訪「關懷」故事的同時，對受難家屬似乎「關懷」不足。在布吉海灘，幾十個香港記者遇上香港家屬，會蜂湧而上，不顧家屬是否同意，照相不停，還提問著「你心情怎樣啦？」

「人文關懷」的報導是否客觀，容許學術研究，毋庸置疑的是，「人文關懷」已是一種趨勢。

國內《湖北日報》副總編輯雷剛與武漢大學碩士研究生共文「災難報導與新聞媒體的人文關懷」指出，由於傳統的災難報導觀念的束縛，大陸新聞傳媒在災難新聞報導中，往往存在著「三多三少」的傾向，即多正面報導，少側面報導；多報導領導，少報導群眾；多關注群體，少關注個體。但是考察近幾年大陸災難新聞的報導實踐，發現人文關懷精神越來越多地滲透在各種災難事件的報導之中，呈現了幾大「亮點」，包括「政府加大了災難報導的透明度，更加重視公眾的知情權」，「自始至終用心關注災難事件本身的進展，並盡力促成問題的解決」，「彰顯災難中人性善良的一面」，「關注災難中生命個體，尤其是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態」。論文總括新聞媒體要想實現真正的人文關懷，主要是實現一般受眾的知情權，關注大眾，尤其是弱勢群體，平等與受眾對話。

尊重受訪者的權益

「人文關懷」包括了對記者及受訪者的權益。台灣《聯合報》主任秘書夏訓夷在「新聞探討中採訪者與被採訪者權益之平衡」論文中，舉出了台灣多宗被訪者受採訪者侵犯的事例，亦有多宗採訪者受被採訪者，包括政治人物、財團、黑幫侵犯權益的案例。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蘇鑰機在論文「尊重被採訪者權益的四項原則和八個問題」提出，四項基本保障被訪者的原則，包括記者要因應情況決定甚麼是最適當的報導、堅持真理公義、講事實、不說謊、尊重別人，做事是為最多數的人謀最大的福祉，而且結果應該是正面多於負面，與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接下來是記者遇疑難時的八大自問，包括有否適當的機構指引、有否涉及重大的公眾知悉權、有否想過被訪者的合理私隱保障期望、有否評估對被訪者的損害、有否推己及人、能否既盡天職又減低傷害、能否清晰辯解自己的做法，與及能否符合自己希望實踐的新聞學。

「人文關懷」亦伸展至幫助青少年成長。《現代澳門日報》副社長兼總編輯余榮讓的論文「新聞傳媒在青少年成長中所承擔的責任」指出，青少年性格反叛，不一定完全聽從父母、老師教導，但很大程度受新聞傳媒的影響。論文建議，傳媒可以成為教育輔助工具，由於每天出版及不斷上載，比印刷教科書更快，方便作為特定公開單元學科的教材。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副教授李月蓮的論文「新聞、青少年與通識教育：新聞媒體的教育角色？」更指出，教育界期待新聞媒體為教師製作教材。香港在二零零九年通識教育成為中學核心科目，透過探討各類當代議題及世界大事，擴闊青少年學生的知識基礎。新聞媒體擁有豐富的新聞資源及檔案，稍加工整理，就可以惠及教育界。

保障記者人身安全

「人文關懷」不能忘掉保護記者自己。台灣電視公司新聞部副理胡佳君的論文「記者如何採訪災害而不受傷害」中痛心地指出，二零零四年是全球新聞界痛失新聞好手最多的一年，有一百二十九名記者在採訪時殉職。他們台視記者平宗正亦在採訪風災時遭洪水X走死亡。結論指「拼收視率的惡性競爭使得第一Y記者不得不奮不顧身爆獨家，常常忽略自身的採訪安全，要落實採訪安全文化，必須徹底檢討媒體政策，提出改善方案。」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媒學院客座教授彭家發的論文「記者是高危性行業」點出了記者例行採訪，會不斷是非臨身，災難採訪更是危機處處，呼籲傳媒及媒體工作者對問題多加關注，並自求多福，勞資雙方要緊密合作，改進傳媒工作品質，令新聞工作者可以趨吉避凶。

香港電台助理廣播處長邵盧善的論文「居安思危－充份裝備戰亂及災難地區採訪的記者」中指出，多次國際研討會，包括編輯和資深記者、攝影記者在內都同意，沒有任何一條新聞的價值，比記者的生命更寶貴；沒有任何一幅照片，值得記者流血去換回來。記者出差到戰亂或災難地區採訪，強調安全第一，在陌生動亂地區，每次行動，必須認清環境，絕不單獨行動，不能為了獨家新聞而孤身犯險。第一條是切忌「匹夫之勇」。

在總結時，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書記處書記趙晨伃回應一眾論文建議之外，更提出一項挑戰，提出了如何應對在數字化生存空間及條件下，人文生態的建構問題，值得新聞界繼續研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