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台灣媒體紀事

二零零五年的台灣媒體，在政治氛圍下，可以說是爭議事件不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幕接一幕，幕幕都是「媒體侏羅紀公園」般畫面。

兩岸新聞交流的頓性

以電影意識流手法形容，首先序幕的是兩岸新聞交流的頓挫。眾所周知，海峽兩岸正式新聞交流，始自一九九六的十二月，大陸正式開放台灣媒體以一月一輪方式到北京駐點採訪；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台灣也正式開放大陸黨中央級媒體到台灣採訪，也是一月一輪。到二零零五年初夏，一共有新華社、《人民日報》、中新社、中央電視台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等，五家大陸黨中央級媒體駐台。兩岸新聞資訊交流，已然踏出穩健步閥。可惜，二零零五年二月中，中共人大通過「反分裂國家法」，矛頭之一直指向台灣。台灣政府部門，為了還以顏色，主管兩岸事務的陸委會，立即於四月十日，以新華社、《人民日報》及駐台記者，配合中共政治宣傳，偏頗報導，刻意誤導為由，宣佈即日起，暫緩（停）該兩單位在台灣駐點採訪，並且打帶跑地呼籲大陸開放「中時電子報」和「聯合新聞網」兩網站落地，容許台灣中央社等媒體在大陸駐點。這一幕「台灣之怒」大戲，演來吃力，有點為了演出而演出的味道。

第二幕插曲，則是七月底的有線電視換照風波。在台灣新聞局主導之下，有線電視頻道的換照決審，史無前例的東森新聞Ｓ台和蓬萊仙山等七個頻道，被撤銷執照。這一事件令人爭議的是，「殺台」審查過程並沒有公開，故被質疑是黑箱作業，主政者利用換照審查機制，來箝制媒體，就是要對媒體說，生殺大權看我的！

ＮＣＣ時代啟動

第三幕大戲是使狀況頻出的新聞局功能耗弱化，而另外組成功能如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ＦＣＣ)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ＮＣＣ)。從媒介發展生態環境的角度來看，由於數碼科技的急促發展，造成偌大的電信、網際網絡和電子媒介極度匯流，台灣現有的傳媒法令規章，涵蓋面已不足；在政黨、政經勢力的交錯角力下，一向負責國際宣傳、站於「對外發言人」高階位置的新聞局，功能性飽受質疑，專業意理如風向球般擺動。
而且，一九八八年通過的電信法部份條文修正案，已作成決議，要成立一個直屬於行政院的「電信資訊傳播委員會」，以總攬電信資訊事宜。此外，除了美國之外，法國、日本和韓國，也已有了類似ＦＣＣ的組織。行動較遲緩的英國，最終也於二零零四年初，成立通訊傳播委員會(OFCOM)，凡此種種，推動了台灣行政院，創設通訊傳播委員會的構想和行動。
也許因為政黨勢力的介入，而只學得美國ＦＣＣ的「半套」，但ＮＣＣ的主要概念，確是「搬自」ＦＣＣ：引入民間的專業監理機制，分清行政機關與管理（獨立）機關的區別、能力和職責，建立透明之決策和組織彈性調整機制。然而，媒介利益和威力實在令人垂涎，誰都想吞食這塊大餅，掌握符號產製的權力機制，而令這個迎合潮流的當務之急，成了政黨爭持的舞台。例如，在其組織法付審前的九月底，新聞局就斥鉅資，以「別把ＮＣＣ搞得『贓』兮兮」為主題，在各報刊登全頁廣告，大肆奚落此舉一番。可幸，雖然在立法過程中，朝野政黨幾次嚴重肢體衝突，此一組織法終於通過，並在十一月十日由政府公佈實施，正式啟動了台灣的ＮＣＣ時代。

台灣ＮＣＣ運作後，經營了三十多年的新聞局傳統業務，將作大幅裁減，而它掌管的職權範圍，其大者包括：通訊傳播的監理政策、法令擬定；證照核發、通訊傳播事業營運之監督及管理、傳輸內容分級制度之規範；行業間重大爭議及消費者保護事宜，以及通訊傳播業之監督、調查及裁決、處分等等。

雖然在組織法上，有關委員會的委員舉薦名單、審查委員的提名和審查步驟等，都有明確規定，但仍難免於政黨巨靈之掌介入陰影，財團的遊說力量還是隱憂未除，所以，有些媒體觀察社就灑冷水直率的說，ＮＣＣ可不是解決台灣媒體的特效藥。

公權力介入網絡管制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全台灣上網人數，已達一千四百六十萬之眾，而根據台灣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在十月下旬的一個調查，受訪的七百一十五位網民中，平均每天上網者達95%，當中有98%會收到垃圾郵件，收到此種郵件比例為三十封以下者，佔39%，而色情類郵件，則高佔87%。幸而，台灣新聞局於十月二十五日，上演的一齣「神功戲」 ---- 繼「出版品分級辦法」之後，又推出「電腦網路內容分級處理辦法」生效：從此之後網絡業者，必須自動、自律性地將網站分為有描述色情暴力畫面、十八歲未成年者不得瀏覽的「限」和「非限」兩級，家長可以下載過濾分級軟體，令青少年有一個安全的網絡使用環境。

二零零六年元月底網絡業者輔導期一過，倘若網絡業者違反此法，不將網站列明「限」級和「非限」級，則各縣市社政單位，可依法罰款。這是全球的首例，但它欠缺強制執行的法律，業界為了反對此一措施，也組成一個「反假分級制度聯盟」，以拒絕資訊「封鎖」，並抨擊政府以公權力介入網絡分級管制。

ＴＶＢＳ事件

二零零五年台灣媒介事件的壓軸大戲，當非ＴＶＢＳ遭新聞局以資本額比例不符法令，勒令罰款百萬台幣一事莫屬。台灣的ＴＶＢＳ（聯意公司）是香港無線電視廣播公司(ＴＶＢ)旗下公司，按台灣一般理解，因為來自香港，這該是一家外資公司，但在資本上，ＴＶＢ則是利用旗下的香港百慕達投資公司，去持有ＴＶＢＳ的47%股份，同時又以百份之百持股、董監事全屬百慕達商電視廣播投資有限公司的台灣東方彩視公司，去持有ＴＶＢＳ的53%股份，故在資本結構上，ＴＶＢＳ是否混著「打通籠」，游走法律邊沿是有討論空間的。另外，ＴＶＢＳ董事長，則是一九九七年至二零零二年間，擔任被台灣新聞局認為具官方色彩的香港廣播事務局局長的梁乃鵬（據說有北愛爾蘭護照），身份也遭受質疑。早在二零零五年三月即有民進黨立法委員，質疑過ＴＶＢＳ的資金組成，違反了台灣衛星廣播電視法第十條 -- 「外國人直接持有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股份，應低於該事業已發行股份總數百份之五十之規定」。不過，這項疑惑不但在七月底的新聞局和經濟部的主管單位審核中通過，而且，在十月二十七日，已通過了「觀察期」，故ＴＶＢＳ原可以「相安無事」的。

ＴＶＢＳ有一個九點開播的座談、扣應 (call in) 節目、由資深節目主持人李濤主持的《2100全民開講》，向來以統獨議題的口水戰為主打，但二零零五年五月以後，則改以民生揭弊的議題為主要賣點。因此，據說某一政黨曾下達黨令，不准黨員上他的節目。台灣高雄捷運之興建，利字當頭，百病叢生，當然就成了李濤節目的主要話題。他在十月二十六日晚間的節目裡，公佈了一張清晰顯示高捷案新聞人物在韓國濟州島賭場的賭錢照片，令得輿論嘩然。不巧的是，還不到三日，新聞局長姚文智即公開放話說，ＴＶＢＳ是百份之百港資公司，違反台灣衛星廣播電視法，可以處以罰款、停播或撤照。（之所以有此規定，不用說是要保護台灣本土產業，防止外資壟斷。）

雖然姚文智硬到底地指明，ＴＶＢＳ的資金結構是「實質違法」，與「那個節目」有怎樣的言論，沒有關係，但因時機實在太敏感，難以避嫌，整個台灣社會，於是一片沸沸揚揚，大開「罵戒」，指新聞局「殺台滅口」。一時間，所有的口水戰、筆戰都集中在：ＴＶＢＳ是外資？（大）陸資？港資？中資？（有人將中資解釋為「ＴＶＢＳ勾串中國、顛覆台灣」）公司之外國法人身份，在民事法理上該如何認定？甚麼是「直接持股」？「間接持股」？

台灣社會大致同情ＴＶＢＳ境遇，認為新聞局打壓新聞自由，作了一個不良示範。故陳水扁趕忙在十一月初，聲明不作「媒體殺手」 --「任內不關任一電視台」。（這就有人質疑，總統可以「特赦」媒體嗎？）未料不到兩日，行政院長、律師出身的謝長廷卻說︰「《2100全民開講》是個政論性或談話性節目，是觀眾、學者專家或貴賓，拿一些資料在那邊評論的，這不叫新聞－新聞是指經由電視台整理後播出的，所以說不上是迫害新聞自由。」有了這句話，說李濤「求仁得仁」、先前說「無意對ＴＶＢＳ撤照」的姚文智，在未知會該局審議委員會情形之下，十一月八日晚間，逕行宣佈ＴＶＢＳ股權結構實質違法，罰款一百萬元台幣，並限期於十二月二十日改善，否則，繼續處罰甚而撤照。

台灣社會的反應可想而知。有人說，這樣會給人一種台灣人ＶＳ港資的印象，故馬英九說，有甚麼資不重要，報導是不是屬實才重要，實在一語中的。當然ＴＶＢＳ也不是省油的燈，也會因勢利導，耍連消帶打花招，以造成民氣，拉抬自己形象。由於執政者大打媒體政治置入性行銷技倆，利用「親信」電視頻道，進行選舉作勢與政治鬥爭，令致單純由傳播學者組成的媒體改造社，亦按捺不住譴責主政者濫用、操控媒體發言空間，專訪成了一言堂，影響媒體扮演社會公器使命。被指控的政治人士，無從辯證防禦，閱聽人亦僅能接受片面資訊 --讀來令人心悒！

二零零五年的台灣媒體舞台，演得荒腔走板，一如台諺所形容的「歹（爛）戲拖棚（連場）」，新聞學者似乎難以從報業制度的「威權主義論」(Authoritarianism)，找到這種媒介生態的威權解構 -- 建構解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