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碼傳播與社會轉型：中華社會及其他地區之經驗」國際會議後記

　　數碼傳播在當前廣泛的社會結構變革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媒體的數碼化和全球化進程，為媒體從業人員帶來挑戰，也引發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議題。近期香港浸會大學媒體與傳播研究中心與南京大學網路傳播研究中心聯合召集，由浸會大學在香港主辦的「數碼傳播與社會轉型：中華社會及其他地區之經驗」大型國際會議，吸引了來自十多個國家及地區共一百八十多名專家學者參加，發佈了一百四十多篇中英論文。

　　會議邀請了多位著名學者為大會作主題發言，包括英國牛津大學William H. Dutton教授、英國西敏斯大學Nicholas Garnham教授、加拿大昆斯大學Vincent Mosco教授、美國新澤西州立大學John V. Pavlik教授、中國南京大學杜駿飛教授、香港城市大學祝建華教授及上海師範大學蕭功秦教授。

主題演講者專研探討

　　英國著名批判學派 Garnham 教授發表了資訊社會理論之批判的演說。Garnham教授近年專注傳媒新科技與資訊社會形態論的研究。按照他的說法，資訊社會的理論誇大了傳播科技的力量，而有意無意間忽略了社會關係結構性的支配作用。與Garnham教授相呼應，來自加拿大的Mosco教授報告了資訊時代加拿大知識工人（knowledge workers）組織新型工會，及在全球知識生產中角色扮演的經驗。Pavlik教授和祝建華教授分別介紹並演示了新媒體及數碼傳播正在改變人類生活、記錄事件、從事研究的重要動向。

　　Dutton教授在主題發言中提出「重設接入」（Reconfiguring access）的概念，「重設接入」改變了原有的結構，互聯網限制或助長了新的守門人出現，阻礙或促使了用戶對媒體的使用和控制，使新的資訊提供者得以出現，令新的內容可供接入，重建了資訊提供者和接受者之間的權力關係，更改變了他們的社會網絡。杜駿飛教授認為中國的網絡學術發展正處於一個盤整階段，他指出網絡研究領域的增長可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萌芽期、發展期及成熟期，現時網絡學術發展，正面臨一個新的進程。

　　蕭功秦教授則探討了中國轉型時期政治體制與傳媒的社會功能，他指出，中國社會已由全能主義社會邁進了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威權政治體制，而中國的傳媒在現今強國家弱社會的體制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社會制約功能。他認為傳媒人與政府精英的良性互動，是實現中國改革軟著陸的關鍵所在。

數碼傳播帶來的社會變革

　　新的傳播科技突破為社會變革帶來巨大影響，學術界爭論的要點主要在科技是為人類帶來更多的解放，還是更多的控制？浸會大學新聞系郭中實博士用四個Ｃ總結了當下的論題，即：語境（Context）、內容（Content）、控制（Constraint）和衝突（Conflict），他認為要從這四方面去觀察互聯網的傳播功能。蘇州大學的顧亦周探討了互聯網的內容監控，他指出雖然數碼傳播使記者和編輯不再獨享資訊的選擇權和支配權，但是技術也可以建構起新的更為迅捷而嚴密的壁壘，那些隨時審核網民資訊的技術被擬人化為「電子把關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閔大洪認為，中國不可能出現如OhMyNews的公民新聞網站。儘管Web 2.0提供了更多的創作管道，但當下中國的傳播環境對於利用Web 2.0形態進行新聞發佈仍有制約作用，網絡新聞傳播未能超越傳統媒體的口徑與立場。互聯網的商業模式在不知不覺中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資訊獲取方式。清華大學李紫微引用巴特利的說法，指Google和其他的搜索引擎改變了人們的做事習慣和生活方式，並改變我們的商業和文化，更是「大眾興趣的紀錄」。台灣的胡幼偉教授等研究互聯網資訊在台灣選舉中對選民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網路的使用與教育水準和職業有關。

　　另外有不少論文討論數碼鴻溝的，如來自日本的華金玲、小檜山賢二研究了中國內地移動電話和ＰＨＳ在普及中存在嚴重的數位落差。他們分析了移動通信服務在地區間不同的資費現狀、資費制度的形成，以及資費水準與經濟收入之間的平衡關係，從而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結論。

數碼傳播研究的意義

　　會議的另一焦點是主題發言學者論壇，香港城市大學李金銓教授擔任論壇主持，他詢問與會學者，究竟數碼傳播在傳播學研究中有何新意？有否帶來認識論上的突破（epistemological break）？

　　對於數碼化引致認識論上的改變這一看法，Garnham教授不表認同，他並不認為一枚微芯片可從本質上改變我們了解世界的方式。Moscow教授認為互聯網是研究的重要工具和對象，但並不能代替傳統的高標準的學術研究，他提醒我們在進行互聯網研究時要小心謹慎，如將科技神化，許多重要的問題會因此而被忽略。

　　Dutton教授認同Garnham教授的觀點，從傳播理論來看，新媒體並不是全新的，然而，他指出當我們研究互聯網的時候，會發現某些舊有理論並不適用，從而引發我們作出質疑和反思。祝建華教授亦認為根本性的議題始終存在，然而互聯網和其他新科技的出現，為我們提供了測試這些議題的新途徑。Pavlik教授亦認為不應誇大媒體數碼化的重要性和影響力，然而就當今世界的社會關係而言，媒體確實是非常重要的影響力之一，我們需要在理論和具體研究層面上探討和深思它的後果。杜駿飛教授則對數碼傳播帶來的變革予以肯定，他認為人類自有媒體以來，新媒體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媒體與人合而為一，縱使新媒體並非萬能，卻已經可以構成第二個自我，杜教授指這變革是史無前例。

　　李金銓教授接著與學者們探討中華地區的學者如何可為傳播學研究作出貢獻。祝建華教授指出，相比傳統媒體的研究，亞洲學者在互聯網研究方面能力更強，表現更為活躍和耀眼，但在創意和原創性方面仍需努力。Dutton教授指出，學術界內部的社會關係網絡因為互聯網而變化，令學者們能夠擁有一個更為全球化的社會關係網絡，研究亦因此能夠更為國際化。

　　Garnham教授認為全球化對亞洲、特別是是對中國的研究的影響可分為三方面，其一，這類研究令全球研究出現數量上的增長；其二，至今亞洲地區的研究趨向追隨和複製源於歐美的方法和理論；其三，亞洲的研究人員和學者會加入世界學者的大軍，運用共通的知識工具來研究共同的世界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