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恩對話：從貝多芬家鄉的透明會議廳說起

　　波恩是一個平靜的小鎮，也是聯合國辦事處及國際組織的集中之地。作曲家貝多芬在這出生，一事一物，皆有淵源，堪稱音樂之都，瀰漫著濃厚的文化氣息。

　　位於德國萊茵河附近的世界會議中心，原為國會議F之地，由玻璃幕牆建成，寄意「透明」，以示坦懷相對，開誠布公。舉頭上望，可以看見廣闊藍天，敞亮的會議廳灑滿一地陽光。從會議廳內外望，種滿蒼翠大樹，像一群忠實的觀眾圍繞四方，一遍青蔥，將講者的視線延展，成為大自然的一部份。自從德國遷都柏林以來，這裡就成為一桌國際平台，供世界各地的講者展列真知灼見。
　　
　　今年九月，來自世界各地五十國共三百七十多名代表，雲集波恩，出席了第二屆「亞太及歐洲傳媒交流會議」（Asia-Pacific and Europe Media Dialogue 2007），就共同關注的議題展開研討，藉此促進溝通，加強媒體之間的合作與交流。

　　「亞歐對話」由德國之聲電台（Deutsche Welle）、亞洲太平洋廣播發展協會（Asia-Pacific Institute of Broadcasting Development）及歐洲廣播聯盟（European Broadcasting Union）聯合主辦，其中一項主題為「《千禧宣言》與傳媒」。

千禧宣言
　　
　　世紀之交，二零零零年九月，聯合國一百九十一個會員國雲集紐約總部，就消除世界貧窮、飢餓、疾病、文盲、環境惡化以及婦女歧視等等議題，商定《千禧宣言》，確立一套有時限、能計量成果的目標，要求所有會員國家，承諾在公元二零一五年之前，動員政府及民間力量，實現八項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其中包括全球每日生活費不到一美元的人口減半、在各級教育中消滅男女差距、將五歲以下兒童的死亡率降低三份之二等等，並於二零二零年時，為最少一億貧民改善生活，力求將人類的普世關懷，落實成為具體的行動綱領。
　　
　　歐洲廣播聯盟（European Broadcasting Union）的主席 Fritz Pleitgen 在大會開幕時致詞，力陳千禧發展目標人人有責，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抱持置身事外的迴避策略，已經再難偏安一隅。

　　最新的進度報告顯示，千禧目標節節落後，Fritz Pleitgen呼籲，各地媒體可以扮演更積極角色，充當「倡議者」及「把關人」，力促各地政府及人民，發揚天下一家的全球精神，履行及落實國際義務。

　　Fritz Pleitgen 特別強調，儘管資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傳訊工具五花八門，語音廣播（Audio Broadcasting）仍然舉足輕重，特別在落後地區，較諸其他媒體，更有效地傳送資訊及反映基層訴求。他說：「在地球的任何一個角落，收音機始終是需求最大及最容易提供的通訊工具。」

新聞自由

　　談到傳媒角色，不免論及新聞自由。在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無論是發達國家，抑或是發展中國家，言論平台每每是統治和被統治者的爭逐之地，《尼泊爾周刊》（Nepali Times）總編輯Kunda Dixit 以其個人經歷，分享了新聞工作者的原則與堅持。

　　二零零五年二月，尼泊爾發生軍事政變，政府欲操控消息發放。在此關鍵時刻，編輯及記者毫不妥協，凡有審查，在第二天的報章，必定會大開「天窗」，留下大塊的空白，以示抗議。當軍隊禁止電台發送新聞，只容許播放音樂時，報導員便將人民關心的消息譜上旋律，向聽眾唱出來。

　　Kunda Dixit 更進一步指出，強權高壓固然難於抗衡，商業化的力量同樣無法阻擋。對於傳媒，不單獨裁者及專制暴君虎視眈眈，商企巨賈亦趨之若鶩，想方設法將其打造成為一盤有利可圖的生意，以瑣碎及庸俗的內容作為招徠，令媒體蛻變成為商品，待價而沽。

　　操有生殺大權的政府亦樂於順水推舟，將免費電視、有線電視及互聯網等等輿論平台推出市場，甚至將最重要的專利權拱手相讓，以求換取可觀的收入。

收音機的新時代角色

　　有趣的是，在大開方便之門的同時，政府仍然將電台廣播牢牢握於手中，Kunda Dixit指出，箇中原因不難理解。收音機是「人民媒體」，是最廉價、最普及、最易懂的傳播方式，因而是弱勢社群及窮苦大眾最重要的發聲平台。
何其巧合，在一個極之現代化的會議廳之內，歐亞兩地的講者，竟不約而同地提及聲音廣播，並在千禧年的新世紀裡，為收音機此一「舊媒體」，賦予「扶助基層」的新的角色和新任務。

　　在自由化及商營媒體充斥之下，Kunda Dixit不忙補充，要糾正歪風，只有依賴公營廣播。他說，公營廣播是民主的條件，更是社會發展的催化劑，它帶領著公眾的視線，聚焦於社會最重要的議題，將民眾的訴求累積下來，化為改革社會的動力。

文化衝突論

　　今次會議的另一項重點，聚焦於「文化衝突論」。自從蘇聯解體、柏林圍牆倒下，日裔美籍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稱人類社會已走至「歷史的終結」，自由民主制度被證明行之有效，大大優於共產主義體制，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大陣營的爭鬥不復存在。代之而起，未來的社會衝突，正如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一書所言，將由宗教和民族之間的矛盾取代，而世界秩序亦由此而重建。

　　「九一一」事件後，此一說法更甚囂塵上，出現所謂兩極化的二元論，一方為西方強權與基督教文化，另一方則為阿拉伯專制與回教傳統，互不相容，互相排斥。有見及此，大會專闢時段，深入探討，並將論題訂為「這不是基督教與回教文化的衝突」（It's not a clash between Christian and Islamic civilizations）。

　　講者精彩紛陳，會眾反應熱烈，普遍認為，當前世界上不少爭端，經深入分析之後，往往源於經濟及政治角力，根本與宗教及文化因素無關。

播客年代

　　在三天緊密的會議當中，還探討了新科技所帶來的影響。被譽為「互聯網之父」的Vint Cerf預言，電視將進入「播客年代」（iPod Moment），人們會跟從喜好，下載心儀的節目，製作自已的電視頻道，然後慢慢欣賞，不再依循時間表靜候節目播出，傳統的電視廣播逐步式微。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的策略、市場及發行總監 Guido Baumhauer 更向會眾示範最新的流動電視，輕便易攜，形狀與眼鏡無異，只要戴在頭上，便可以欣賞電視節目，有如置身於寬闊的螢幕之前。
　　
　　電視會否式微，言之尚早，但iPod的普及，已是不爭的事實，講者一致認為，iPod不但未有削弱傳統廣播，反而開拓全新的傳送渠道，將節目送抵以往無法接觸的群眾，尤其是年輕族群。澳洲廣播公司的新任主席Maurice Newman 指出，下載收看及收聽節目的增長可觀，已經成為不容忽視的潮流。

　　展望未來，亞洲太平洋廣播發展協會的主席 Javad Mottaghi 一再強調，「對話」是解決紛爭的不二途徑。他說，對話不是與對手競逐，而是以參與者的身份，共同解決困難，對話需要諒解、感同身受、耐心及一顆充滿熱誠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