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恩對話:從貝多芬家鄉的透明會議廳說起

2007-10-12
  波恩是一個平靜的小鎮,也是聯合國辦事處及國際組織的集中之地。作曲家貝多芬在這出生,一事一物,皆有淵源,堪稱音樂之都,瀰漫著濃厚的文化氣息。

  位於德國萊茵河附近的世界會議中心,原為國會議F之地,由玻璃幕牆建成,寄意「透明」,以示坦懷相對,開誠布公。舉頭上望,可以看見廣闊藍天,敞亮的會議廳灑滿一地陽光。從會議廳內外望,種滿蒼翠大樹,像一群忠實的觀眾圍繞四方,一遍青蔥,將講者的視線延展,成為大自然的一部份。自從德國遷都柏林以來,這裡就成為一桌國際平台,供世界各地的講者展列真知灼見。
  
  今年九月,來自世界各地五十國共三百七十多名代表,雲集波恩,出席了第二屆「亞太及歐洲傳媒交流會議」(Asia-Pacific and Europe Media Dialogue 2007),就共同關注的議題展開研討,藉此促進溝通,加強媒體之間的合作與交流。

  「亞歐對話」由德國之聲電台(Deutsche Welle)、亞洲太平洋廣播發展協會(Asia-Pacific Institute of Broadcasting Development)及歐洲廣播聯盟(European Broadcasting Union)聯合主辦,其中一項主題為「《千禧宣言》與傳媒」。

千禧宣言
  
  世紀之交,二零零零年九月,聯合國一百九十一個會員國雲集紐約總部,就消除世界貧窮、飢餓、疾病、文盲、環境惡化以及婦女歧視等等議題,商定《千禧宣言》,確立一套有時限、能計量成果的目標,要求所有會員國家,承諾在公元二零一五年之前,動員政府及民間力量,實現八項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其中包括全球每日生活費不到一美元的人口減半、在各級教育中消滅男女差距、將五歲以下兒童的死亡率降低三份之二等等,並於二零二零年時,為最少一億貧民改善生活,力求將人類的普世關懷,落實成為具體的行動綱領。
  
  歐洲廣播聯盟(European Broadcasting Union)的主席 Fritz Pleitgen 在大會開幕時致詞,力陳千禧發展目標人人有責,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抱持置身事外的迴避策略,已經再難偏安一隅。

  最新的進度報告顯示,千禧目標節節落後,Fritz Pleitgen呼籲,各地媒體可以扮演更積極角色,充當「倡議者」及「把關人」,力促各地政府及人民,發揚天下一家的全球精神,履行及落實國際義務。

  Fritz Pleitgen 特別強調,儘管資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傳訊工具五花八門,語音廣播(Audio Broadcasting)仍然舉足輕重,特別在落後地區,較諸其他媒體,更有效地傳送資訊及反映基層訴求。他說:「在地球的任何一個角落,收音機始終是需求最大及最容易提供的通訊工具。」

新聞自由

  談到傳媒角色,不免論及新聞自由。在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無論是發達國家,抑或是發展中國家,言論平台每每是統治和被統治者的爭逐之地,《尼泊爾周刊》(Nepali Times)總編輯Kunda Dixit 以其個人經歷,分享了新聞工作者的原則與堅持。

  二零零五年二月,尼泊爾發生軍事政變,政府欲操控消息發放。在此關鍵時刻,編輯及記者毫不妥協,凡有審查,在第二天的報章,必定會大開「天窗」,留下大塊的空白,以示抗議。當軍隊禁止電台發送新聞,只容許播放音樂時,報導員便將人民關心的消息譜上旋律,向聽眾唱出來。

  Kunda Dixit 更進一步指出,強權高壓固然難於抗衡,商業化的力量同樣無法阻擋。對於傳媒,不單獨裁者及專制暴君虎視眈眈,商企巨賈亦趨之若鶩,想方設法將其打造成為一盤有利可圖的生意,以瑣碎及庸俗的內容作為招徠,令媒體蛻變成為商品,待價而沽。

  操有生殺大權的政府亦樂於順水推舟,將免費電視、有線電視及互聯網等等輿論平台推出市場,甚至將最重要的專利權拱手相讓,以求換取可觀的收入。

收音機的新時代角色

  有趣的是,在大開方便之門的同時,政府仍然將電台廣播牢牢握於手中,Kunda Dixit指出,箇中原因不難理解。收音機是「人民媒體」,是最廉價、最普及、最易懂的傳播方式,因而是弱勢社群及窮苦大眾最重要的發聲平台。
何其巧合,在一個極之現代化的會議廳之內,歐亞兩地的講者,竟不約而同地提及聲音廣播,並在千禧年的新世紀裡,為收音機此一「舊媒體」,賦予「扶助基層」的新的角色和新任務。

  在自由化及商營媒體充斥之下,Kunda Dixit不忙補充,要糾正歪風,只有依賴公營廣播。他說,公營廣播是民主的條件,更是社會發展的催化劑,它帶領著公眾的視線,聚焦於社會最重要的議題,將民眾的訴求累積下來,化為改革社會的動力。

文化衝突論

  今次會議的另一項重點,聚焦於「文化衝突論」。自從蘇聯解體、柏林圍牆倒下,日裔美籍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稱人類社會已走至「歷史的終結」,自由民主制度被證明行之有效,大大優於共產主義體制,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大陣營的爭鬥不復存在。代之而起,未來的社會衝突,正如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一書所言,將由宗教和民族之間的矛盾取代,而世界秩序亦由此而重建。

  「九一一」事件後,此一說法更甚囂塵上,出現所謂兩極化的二元論,一方為西方強權與基督教文化,另一方則為阿拉伯專制與回教傳統,互不相容,互相排斥。有見及此,大會專闢時段,深入探討,並將論題訂為「這不是基督教與回教文化的衝突」(It's not a clash between Christian and Islamic civilizations)。

  講者精彩紛陳,會眾反應熱烈,普遍認為,當前世界上不少爭端,經深入分析之後,往往源於經濟及政治角力,根本與宗教及文化因素無關。

播客年代

  在三天緊密的會議當中,還探討了新科技所帶來的影響。被譽為「互聯網之父」的Vint Cerf預言,電視將進入「播客年代」(iPod Moment),人們會跟從喜好,下載心儀的節目,製作自已的電視頻道,然後慢慢欣賞,不再依循時間表靜候節目播出,傳統的電視廣播逐步式微。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的策略、市場及發行總監 Guido Baumhauer 更向會眾示範最新的流動電視,輕便易攜,形狀與眼鏡無異,只要戴在頭上,便可以欣賞電視節目,有如置身於寬闊的螢幕之前。
  
  電視會否式微,言之尚早,但iPod的普及,已是不爭的事實,講者一致認為,iPod不但未有削弱傳統廣播,反而開拓全新的傳送渠道,將節目送抵以往無法接觸的群眾,尤其是年輕族群。澳洲廣播公司的新任主席Maurice Newman 指出,下載收看及收聽節目的增長可觀,已經成為不容忽視的潮流。

  展望未來,亞洲太平洋廣播發展協會的主席 Javad Mottaghi 一再強調,「對話」是解決紛爭的不二途徑。他說,對話不是與對手競逐,而是以參與者的身份,共同解決困難,對話需要諒解、感同身受、耐心及一顆充滿熱誠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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