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三條立法的「示範單位」

　　一如所料，澳門特區如期就《基本法》廿三條立法，完成所謂《維護國家安全法》法律真空填補的義務。同時，言論自由亦被正式點了「死穴」。今次迅速立法，恰好是在「推動珠江三角洲大融合」及世界金融危機的兩大背景下進行。立法可視為港澳地區與珠江三角洲大陸地區的未來地緣融合的一次政治及意識形態的「磨合」；而金融危機亦分散了香港大眾和媒體對「鄰埠」是次立法的關注。

　　與二零零三年香港五十萬民眾上街遊行，抗議廿三條「惡法」立法相比，澳門廿三條立法過程，可說是微風細浪。短短的諮詢期只有四十天，還夾雜著格蘭披治大賽車的隆隆車聲。其間瀰漫的「信者得救」的言說，以及一眾社團的擁護聲，組成了社會的主旋律。轉瞬間，官員已經「做好了自己份工」。而低微的反對及質疑聲音，只能在非主流的電子網絡世界中游走。

討論焦點局限於法律「硬件」
　　出台的澳門特區《國安法》，最終拒絕為「以公眾利益為免責抗辯」作出保障。這除了讓人聯想到目前內地的公眾、國家，以及黨的關係難以釐清的政治現實外，也令日後進行採訪工作的記者增加了政治風險及心理陰影。亦即所謂「頭上放著一把刀」是也。當年，香港進行廿三條立法草案諮詢的時候，香港記者協會曾向立法會提交意見書，認為「目前並無迫切需要制定國家安全法例，故曾多次表示反對立法」。而協會亦鑒於條例草案的條文對記者有深遠的影響，故就個別條文聲明立場。其中要求有關草案需要引入公眾利益的免責辯護，「確保同時遵守《約翰內斯堡原則》第十三及第十五項原則。該兩項原則訂明知悉有關資料符合公眾利益應是首要的考慮因素。若某人所披露的資料不會對國家安全利益構成危害，或知悉該等資料所帶來公眾利益較披露該等資料所造成的危害更大，則該人不應被懲罰。」

　　在整個立法的過程中，官員及本地媒體的解釋及探討焦點，仍局限於法律「硬件」，即條文是否完善，或比較港澳兩地的「大陸法」及「海洋法」法律系統，對廿三條立法的對應等等，屬於技術性的接駁問題；但甚少涉及最終進行執法的執法系統的現況及水平等屬於「軟件」的問題。官員在解釋廿三條立法時，承認法案當中諸如何謂「國家機密」的最終解釋權在中央。而這個軟件問題，正是零三年香港五十萬人上街反對廿三條立法，導致特區政府不得不將立法計劃擱置的主要原因。這顯示出，儘管特區政府當日信誓旦旦，但市民對該法案擁有最大影響力的中央政府的執法理念及現狀並無信心。畢竟，港澳地區的市民在殖民地時代開始，已習慣了以法律（即使當中存在著不公平）作為生活及社會秩序的依據，再無法返回祈求明君出現，恩澤國民的封建氛圍中。

　　澳門特區的廿三條立法，可以說塵埃落定，澳門的生活將會如常，長期以來懂得分寸的本地媒體也不會受到影響，正如官員所作的擔保：喊幾句口號，寫幾篇文章，那有甚麼問題。似乎一切都會返回常態。但我們仔細一看，在整個立法的過程中，敢於表達自己意見的年青一代，卻成為了這場由成人們主持的立法儀式中的「沉默的羔羊」。從年齡上看，與這條法案有切身關係的，當然是現時的高中及大專學子，不論心理或生理，都朝氣勃勃，對社會或個人都充滿憧憬。澳門社會這幢大樓的布置，理應聽聽未來主人們的意見。但很不幸的是，由澳門各大專院校學生籌劃的一場就廿三條立法進行的研討會 — 關你廿三事 — 《維護國家安全法》討論會，卻落得一波三折，最終以「由於無法找到適合場地舉辦討論會，故此宣佈是次活動將會取消」的結局。這本來是一場最能代表澳門年青精英心聲的討論會，無奈在外界的壓力下，宣告夭折。從長遠的角度看，今次討論會，不能僅僅被視作芸芸眾社團的其中一把聲音，她是未來澳門精英的聲音，是社會即將的希望。她的「政治流產」，將在這些學子的青春歲月中，留下一道陰影。社會損失的，不僅是年青人對廿三條完善立法修補的意見，而是培養年青精英對社會公義發出自己聲音的關鍵契機。這是社會未來的氣質所在，亦是大學教育責任之一。

　　初步統計數字顯示，立法諮詢期間（22/10-16/11/2009），澳門中文主流媒體一面倒的是對立法支持及持中立意見的報導（以《澳門日報》為例，支持的報導約佔60%，中立意見報導30%），反對的聲音則在電子網絡上呈現較多（以ＣＴＭ澳門流動社區網上論壇為例，對立法質疑及反對帖子，共佔約44%，中立意見約38%）。 由此可見，「異見聲音」已選擇在開放性相對較大的網絡世界發聲。但在奧運聖火傳送期間，網民城市隱者，因發帖詢問有否人去搶聖火，而迅即被澳門警方拘捕。儘管司法機構經調查後放人，但已在網絡世界引起驚恐。今次廿三條立法，是否會對網絡世界的言論自由有所窒，則有待觀察。而值得留意的另一個趨勢，是在廿三條立法期間，反對者已開始利用Facebook這個網絡工具作群體性聯系及擴展。

歷史的一個分化
　　曾幾何時，「港澳同胞」是一個見證殖民地歷史的名詞，香港與澳門是一對有著共同經歷的「難兄難弟」。澳門更是中國近代歷史的起源地。十九世紀的八十年代末，年僅二十一歲的國父孫中山剛進香港西醫書院就讀，便經常來澳，與志同道合者聚會，密談國事，「所談者莫不為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為革命之問題」。國父其後在澳門鏡湖醫院行醫，並與友人辦報，宣揚進步思想，其間萌生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民主革命思想和藍圖。澳門其後更成為國父策劃革命活動的據點，揭開了中國近代歷史的一頁。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澳門特區的廿三條立法，可視為香港與澳門歷史的一個分化。由今天起，澳門便成了面向香港的一個廿三條立法的「示範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