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桿裡出民主──論新聞媒介對台灣民主化的貢獻》

1997-11-15

書名:筆桿裡出民主——論新聞媒介對台灣民主化的貢獻
(Words Like Colored Glass: The Role of the Press in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著者:包澹寧(Danniel K. Berman)
譯者:李連江
出版: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一九九五年三月初版

新聞傳播與台灣民主化

  本書把大眾傳媒視為整個政治經濟體系的一環節,媒體在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過程中,扮演著促進變革或維護現狀的角色。或許基於這個理由,本書著者花了三章篇幅重溫現代化理論(經濟發展論、政治發展理論等)及其反論(依附理論、世界體系論等),並以台灣個案為例,評論這些理論的適用性。這幾章內容與本書主題——新聞媒介對台灣民主化的貢獻——其實並無直接關聯,最多只能算是開展主題論述前的政治背景說明,只是篇幅過長,大可另成一書。

  第四章討論傳播研究與政治發展的關係,為本書主題提供了理論基礎。此章內容涉獵甚廣,從西方早期的新聞、言論自由哲學思想和西方新聞審查的歷史到現代媒體效應理論,政治傳播學、發展新聞學等,無所不包,對於專攻新聞傳播的學生來說,具有一定參考價值。其中有一個頗饒趣味的段落,提到美國在一九二五年以前查禁書刊和戰時禁制新聞言論自由的歷史,藉以說明:「即使是立場堅定、見多識廣的民主主義者也會主張控制新聞媒介以應付歷史逆境。」既然連美國也要到最近半個多世紀才真正確立新聞言論自由的典範,那麼,我們便「不應當孤立地評價其他國家的新聞自由」。著者提到「台灣與它相距不遠的強敵處於交戰狀態,它的生存時刻受著威脅」,似乎暗示台灣在蔣氏國民黨統治時代的壓制新聞言論自由是可以理解的。而「這個國家(指台灣)在短短數年間跳躍了美國花兩個世紀走過的路程,我們應當在這樣的背景下評價台灣的成就。」本書在這裡顯然忽略了:台灣自一八九四年割讓予日本到廿世紀八十年代末期的將近一百年期間,歷經日本殖民統治和蔣氏一黨專制,新聞言論自由受到嚴厲壓制,無數異見人士和知識份子慘遭政治迫害,美國「花兩個世紀走過的路程」,怎能與此相提並論?而台灣人民爭取民主和新聞言論自由又豈是「短短數年」的事?

  第五章到第七章是本書著者針對晚清以後的中國以及現代台灣的新聞傳播與政治發展進行個案研究的力作,實證資料蒐羅甚豐,思想視野寬闊,內容具有一定深度與廣度。一個外國年輕學人能對中文書刊和報紙作如此深入之鑽研,從理論和實際兩方面闡論新聞媒介在台灣政治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實在不容易。

  本書有關台灣個案研究,有幾個重點值得注意:

  第一——媒體壟斷:在長達四十年的戒嚴時期,媒體經營控制權落入黨和軍方手中。軍方擁有八家報紙,並控有中華電視(台灣三大電視網之一)的多數股權。兩大民營報紙中國時報和聯合報的老板余紀忠和王惕吾都是深得蔣介石信任的將領;三大電視公司總經理也都是蔣家親信的軍方人物,並未具有新聞傳播的專業背景。印刷傳媒雖較具獨立自主性,但廣播傳媒則嚴受控制,例如國民黨經營的中廣公司覆蓋面遍及台灣全省,三大電視網分別由黨、省政府和軍方經營控制。正如國家政權(指中央政府)和軍權由外省人一手控制一樣,媒體權力也是由外省人掌管。

  第二——壓制新聞言論自由:書報審查的重點是左傾政治言論,但波及範圍甚廣。例如八十年代一家報紙主編因刊登中英有關香港的聯合聲明而被解職;四十年代末一家報紙因發表社論呼籲軍隊加餉而被查封;一九七七年聯合報受政府壓力封鎖中壢選舉暴動事件的新聞,引起一場讀者憤怒退報運動;一九八四年美國中國時報因言論偏離黨的路線而被強行關閉,等等。

  第三——媒體促進民主化變革:八十年代後期廢除戒嚴,解除報禁以後,台灣新聞言論自由放寬,媒體發揮了促進民主化改革的作用。例如流亡海外的反對派領袖許信良偷渡入境後,由於傳媒報導建立其知名度而使他得以留台從政,繼續在島內推動民主運動。著者引證大眾傳播理論大師威爾伯.施拉姆(即宣偉伯)的話說:「我們不必認為,大眾傳媒建立個人知名度的功能不利於變革,僅僅有利於當權者。恰恰相反,這一功能可以樹立革新者的地位,從而為建樹地方領袖發揮正面作用。」此外,解嚴後的台灣媒體不斷試探拓寬言論自由的範圍,從而起到加速變革的作用。例如媒體揭露軍方干預選舉內幕、宋美齡經營圓山大飯店長期不納稅等,均有助於建立一個制度化的,受公眾監督的政治體系。媒體推動變革的另一力量來源是經常發表民意調查報告,使公眾關心的議題成為政治領袖難以忽視的一般力量。

  第四——黨外政論雜誌的角色:本書有系統地研究從六十年代《自由中國半月刊》到八十年代各種黨外政論雜誌對民主運動的貢獻,指出黨外雜誌在反對黨不許合法存在的政治環境下,突破言論禁區,教育民眾和集結反對力量,為一個事實上的反對黨提供了成長茁壯的合法環境,使政治體系比較順利地向民主過渡。從政治理論的角度來看,台灣黨外雜誌的功能使得反對派可在立法之外合法地開展政黨政治參與,而不是像政治學家杭廷頓所說的,政黨的政治參與一定要透過立法機關產生。

  總括而言,本書是從政治發展角度論述台灣的傳媒功能,其結論傾向於傳媒促進民主改革。本人認為,黨外反對派的政論雜誌以及八十年代後期主流報紙的某些言論和報導,確實發揮了這方面的功能。但我們必須看到,在長達四十年的威權統治時代,主流傳媒在黨、政、軍的嚴密控制下,其主要政治功能不是推動變革,而是維護戒嚴體制和一黨專政,宣揚以反共思想為核心的「統治意識形態」,為當權者鎮壓反對派和民主變革提供合理依據。本書第六章雖然提到了國民黨利用傳媒和懲處異己言論的個案,但並未針對台灣主流媒體維護現狀的功能作理論性的剖析。再者,八十年代後期以來,主流傳媒揭露政府秘密和批評政治,雖然可能起到促進改革的作用,但更主要的是民主運動的改革成果使主流傳媒得以擴大言論及新聞自由的空間。主流媒體的性格是依附的、守成的,而民主運動的性格則是開創的,革新的,兩者之間的因果及互動關係需要作更縝密的分析。

  無論如何,本書實證資料豐富,論點清晰,思想視野開闊。中文版譯文流暢,可讀性甚高,筆者樂為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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