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採訪的我見

　　北京三月初的嚴冬，迎來中國一年一度的政治熱風，特別是三月五日的清早，從清了場的天安門廣場到人民大會堂，除了武警戰士外，最早冒著寒風出來「站崗」的就是記者。

港記兵團的發明
　　我十多年前第一次採訪人大開幕，彷彿這裡是每個香港記者一生必來「朝聖」一次的盛會；當年這個「聖壇」的朝聖者大多是香港各家媒體的記者兵團，內地記者則只有國家及中央級的官方單位，他們只是奉命來當喉舌，與披著戰衣的香港記者相比，他們更像是路過的旁觀者，很少加入各路港記兵團的新聞混戰。

　　但時移勢易，最近一次的人大開幕，我看見在混戰的不是港記，而是從地方到省以及中央各路組成的記者兵團，反而港記變成少數，且不再參與或發起混戰。有港記笑說，內地在各方面的潮流都是晚香港十年左右，香港人不再流行的事情，現在內地人流行了。是的，在人民大會堂外追訪、圍堵人大代表的場面大概是港記十多年前「發明」的，當時就中英關於香港回歸的會談，港記大批大批的北上採訪，在英國大使館外、港澳辦外，還有人民大會堂外，都是港記混戰的足跡。最經典的一次是當時的鐵娘子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與鄧小平會談後，在人民大會堂外的梯級失足摔在地上，給在場苦候的港記拍下來，成為全球獨家畫面。

內地記者過之而無不及
　　內地官員害怕踫上港記的陰影大概就是從那個年代開始的。現在內地記者在搶新聞方面，從人員數目和規模，以及持久力都超越了港記；人民大會堂外各路的內地採訪兵團，都打著各種品牌的報業或者傳媒集團的招牌，且都著上特製的公司制服，一來是賣廣告，二來在眾多採訪人員中便於識別「敵我」。

　　內地記者這麼「搏殺」，與港記相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但他們「搏殺」的背後除了對工作的熱情和投入之外，多少還有一個客觀待遇的動力。內地記者的工作待遇和港記可以說是「一國兩制」。港記是月薪制，工資跟年資以及職別掛鈎，工作表現好，一般就會升職或年度加薪的幅度會高低有別。內地記者一般底薪比較低，每月工資主要靠發稿量和報導評獎，勤奮的記者發稿量高、報導質量好，就能夠按量和質獲得獎金和稿費；這樣一來，基本工資加上稿費和獎金，每月就可以上萬元。據內地記者介紹，有部份記者更有隱性收入，這都涉及一些有廣告性質的有償稿件，跑房地產、汽車和一些高增值行業新聞的記者被稱為跑「油水」線，收入是底薪的好幾倍。

工資制度帶來的差異
　　有一名內地記者在一次記者招待會坐在我旁邊，他很不客氣的直問我在香港一個月多少工資，我大概說了一個基本情況給他知道，他對於港記發稿沒有稿費、沒有獎金、乾吃月薪感到很驚訝。在他驚歎過後，定了定神，再向我發問的一個問題也同樣讓我很驚訝，他問：沒有稿費、沒有獎金，那你們一天下來沒有採訪或者一天下來超時採訪的工資都沒有差別，你們靠什麼這麼賣力去搶新聞呢？

　　我反應不過來，本能地說：專業啊。我跟他解釋，記者就像警察和醫生一樣，破案和救人是他們本行的使命，不會多破案就多拿工資，也不會多救幾個人就多發工資；報導好新聞、搶新聞就是記者的天職，當你做了本份後，自然會得到公司的肯定、加薪和升職，或多委派重要採訪任務就是回報。

　　他聽了之後進入沉思。他再向我透露了一個未經證實的事件。他說在他報社裹有一個跑交通新聞的記者，一個月下來才發了兩條新聞，且都不刊在主要版面，稿費很少；於是他在月底的時候為了多賺稿費，找了朋友去闖紅燈讓他拍起來，再發了一條關於市民不遵守馬路規則的「假新聞」，後來給編輯及時發現才沒有發出去。這種為賺錢而發稿的情況時有發生。在一次新聞發佈會上，台下突然有內地電視台的工作人員動手打起來，搞到發佈會要腰斬，後來發現打起來的人同屬一家電視台，他們就是為搶奪發佈那天記者會的新聞而大打出手。

　　這也能解釋為什麼每年人大會議其間，內地的記者越來越多，且發稿量驚人，大小事件都發；就在剛剛三月的人大，我們亞新社一位女攝影記者在人民大會堂大廳拿著一枝長鏡頭，結果當天上了一家內地媒體的人大新聞，標題是「兩會美女記者……」這在港記眼中是沒新聞造新聞。

　　在搶發稿的壓力下記者忘記了新聞原則甚至道德，這非常危險，雖然內地的制度可以刺激記者的工作積極性，但像對待賣衣服的銷售人員般對待無冕天使，這種管理方法不但增加記者的生活壓力，也損害了記者的生存價值。

內地媒體市場化
　　這種制度得以存在和被接受，跟內地媒體走向市場有莫大關係。內地媒體除了中央的單位外，最近十年出現了很多地的級的都市報，她們在沒有重大政治新聞的時候可以在頭版刊登社會民生新聞，吸引讀者和刺激銷量。她們的生存不再靠中央資助，而是市場導向，因此也用市場導向的手法去對待記者的工資和待遇。

　　內地新聞業正處於半開放自由狀態，每天各媒體單位都會收到中宣部官員的通告，指示一些具體新聞的報導準則，最嚴重的情況是對某一宗新聞隻字不能提；比如上海世博在四月份第一次組織市民參加壓力測試期間出現大混亂，當天上海各媒體就收到指示不能報導，但是第二天還是有上海的報章用評論的方式批評試運行的種種混亂情況。這是用「擦邊球」的方式迴避了官方的新聞紀律。

報導生態的轉變
　　有時候地方媒體為了避開本地官方單位的紀律要求，會把消息投到其他地方的媒體，交叉報導和揭發，上海市媒體不方便揭發的上海新聞，可以由廣東省的媒體來報導，現在網絡風行，任何一方的報導可以在幾秒鐘內傳遍海內外，這也同時大大改變了香港媒體的中國組記者的報導生態。他們現在每天從網絡上監察內地媒體的新聞，然後轉發成二手甚至三手的報導，這種情況這幾年慢慢變成一種不健康的依賴，在沒有第一現場查證的情況下轉發有關的報導，報社也慢慢減少派記者赴內地採訪。這些中國組記者的第一現場漸漸轉移到內地媒體的網上新聞，最近幾年的人大會議甚至國慶六十周年，在北京碰到的香港記者寥寥無幾。 　　香港媒體曾經是西方媒體和觀察家閱讀中國第一手新聞的平台，當年連內地權威消息都要依靠香港媒體把重大消息出口轉內銷，現在基於商業成本控制，香港新聞界慢慢退出中國新聞的第一現場，這對銷量和收視率可能沒有多大影響，但對香港新聞人才的培養肯定是一種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