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車事故報導與中國傳媒的突破

　　「七‧二三」溫州動車事故震驚中外。截至本文付梓，調查尚在進行。筆者通過多種媒體注視事態進展，也觀察傳媒生態的變化。

鐵路災難報導　傳媒演變縮影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傳媒的演變趨勢，一是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一是由嚴密控制向自由的方向緩慢鬆動。建國後最大的鐵路事故發生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南京開往西寧的八七次列車在隴海線楊莊車站與西安開往徐州的三六八次列車相撞，一百零六人死亡。這一特大新聞，《人民日報》全無報導。一九八七年，總書記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提出「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僅數月，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四日，雲南境內昆滬線發生列車顛覆事故，九十人死亡。事故次日，《人民日報》即報導。不久，《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報導了鐵道部長引咎辭職的消息。

　　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山東境內膠濟線發生死亡七十二人的特大火車相撞事故。中國傳媒，特別是市場化媒體，及時報導事件並追問原因。但僅兩週後，汶川地震爆發，全國視線轉移。汶川地震後一週，政府對媒體較為開放，但當災民和媒體追問校舍倒塌真相時，政府開始嚴控。二〇〇八年以來，當局對傳媒實行了更高效的管制，中國傳媒動輒得咎。弔詭的是，由於科技進步與社會演變，言論空間在一些領域未減反增。

事故後一週的傳播大博弈
　　動車事故剛發生，多名乘客即通過微博發出訊息，比新華社報導早了近一小時。當晚中央政府沒有反應，次日，《人民日報》和北京各大黨報，頭版大新聞都是「六上將授銜」。但幾乎所有的市場化媒體，都在頭版大幅報導，與香港各報無大分別。

　　二十五日，黨報發表胡錦濤對事故搶救的指示。香港媒體則已在強烈譴責（如《東方日報》頭版標題《人禍 國恥》）。內地媒體也掀起問責聲浪，其中上海《東方早報》發出十個版相關報導，頭版標題為《中國鐵路半途折戟》。值得一提的是中央電視台，晚間有兩檔節目言辭尖銳（其中一個央視《二十四小時》欄目製片人因此被解職）。二十五日晚，中宣部命令各媒體撤回記者，一律轉載新華社稿。

　　二十六日，鐵道部「通車壓倒救人」遭致香港媒體痛斥。內地一些媒體收斂鋒芒，但新華社這天發出的報導《「7．23」特別重大鐵路交通事故究竟是如何發生的？》，質問連連。這使得受禁令約束的媒體，有機會轉載，將尖銳質問放到頭版。此後兩天，從報導最高檢介入、學者呼籲人大調查到報導親屬抗議，多家媒體繼續「衝線」，廣州《南方週末》報的系列報導《高鐵之亂》也與此時推出。

　　二十八日，溫家寶總理趕赴溫州，慰問遇難者親屬和傷員，在撞車的大橋下召開記者會。國務院新聞辦安排了境外記者到到場，香港兩家電視台和內地的寧夏電視台全程直播。然而令人震驚，中央電視台沒有直播。如果注意到次日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內地所有媒體都報導了溫家寶記者會的答問，央視缺席更顯得離奇。只可能有一種解釋：中宣部不許。

　　溫家寶溫州之行，給內地媒體在二十九日的「集體爆發」打開了缺口。有人在微博寫道：「媒體們，加油吧，能多報就多報，能多深就多深，扔掉你心中的尺子，趁他們今夜還不好意思公然下封殺令。那個氣喘吁吁的老人是在為你們趟路。」二十九日，許多報紙把溫家寶的話「是否救人第一，鐵道部要回答」作為頭版頭條大標題。這天的香港報紙都報導了溫家寶行程和撞車原因初步調查，但內地媒體篇幅更大，分析也更深入。如上海《東方早報》的《上海鐵路局：信號設備設計嚴重缺陷引發追尾事故》、廣州《21世紀經濟報導》的《七．二三事故再還原：仍有一些事情需要被追問》、《揭秘「通號院」：鐵路專家把持的壟斷大鱷》和《南方都市報》整版社論《痛悼遇難者，叩問責任人》等。

　　二十九日晚，當局稱「國內外輿論已經開始複雜化」，要求媒體對事故的報導和評論立刻降溫。「今夜，百家報紙在撤版，千名記者被斃稿」，有記者在微博上記述了憤懣心情。

　　儘管宣傳部禁令高懸，三十日，多家媒體仍抗命不遵。北京的《經濟觀察報》做了特大專題，封面大標題是《分拆鐵道部》。各週刊也在三十日、八月一日、二日陸續出街，封面文章均為鐵路事故。中國傳媒在動車事故報導中的勇敢表現，令人矚目。

今日中國傳媒生態的三個成因
　　今次鐵路事故和汶川地震的分別，在於汶川地震首先是巨大天災，在天災中亦有人禍；而動車事故則完全是人禍。媒體的問責，管制者的約束，與二〇〇八年膠濟線撞車事故報導和汶川地震報導相似，然而在「七．二三」事故報導中，中國傳媒有更亮眼表現。

　　這次事故後，微博報警、呼救、尋人，成為最快捷的傳播平臺。政府和民間人士使用它動員搶救，記者使用它探尋真相，媒體利用它及時發布資訊，溫家寶的記者會，多位在場人士用微博全程直播。管制者「撤版」、「斃稿」的黑箱操作，也被微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這是二〇〇八年沒有的情景。當局雖然也想控制，但控制的難度大大高過控制電視和報紙。微博與傳統媒體，亦非「你死我活」，相反此呼彼應，相得益彰。互聯網的高速發展，是造成今日傳媒生態的最重要原因。

　　另一原因是新聞專業主義的成長。在官方強大的控制下，傳媒人固守「不說假話」的底線，不失時機說更多真話。以北京《新京報》、上海《東方早報》和廣州《南方都市報》為代表的商業化報紙，事實上已是今天中國的主流媒體。

　　不可忽略的第三個因素，是商業化媒體和黨媒體中的一些人士懷有共識，媒體、維權民眾和黨內的進步力量攜手主持正義，追尋真相。溫家寶的舉動，使中宣部的禁令在短時間內失去效力，媒體趁勢而起。黨內政治博弈給傳媒機會，這種情形，在二〇〇八年以來已數次出現（二〇一〇年秋溫家寶「七談政改」引起的媒體熱議，是突出的例子）。

　　七月二十九日，筆者到香港電台錄製《香港家書》，讚揚了當天中國傳媒的表現。次日，就在節目播出時，得知內地媒體又遭打壓，而新華社發表了對「鐵道部負責人」的訪談，對公眾的質疑百般辯解。為此，筆者七月三十日發了一條微博：「新華社幾天前N問鐵道部是真的，新華社今天為虎作倀也是真的；昨天媒體的集體抗命是真的，今天管束收緊也是真的；我們真的沒那麼強大，而他們真的心虛膽弱草木皆兵；我們不為毫釐的突破而雀躍，看到「天還是那個天」也無須氣餒；劫難中已顯現公民、媒體和體制內有良知者攜手的力量，真的，不必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