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清華講學記

　　一個偶然的機會，參加了北京大學「海外專家學者講學計劃」，2011年9月1日到達北京，為北大新聞與傳播學院的本科生講授一個學期的「電視新聞分析」課。 北大的課還沒有開始，清華大學的一位朋友緊急向我求援，希望可以為清華新傳學院研究班講「電視新聞專題報道」，教這門課的一位香港老師臨時來不了。剛答應教這門三個學分的課，清華又一個請求過來，一位教「高級採訪」課的老師中風入院，我是否可以再兼教多一課？

　　人生充滿了許多偶然性，原本很輕鬆的四個月北京住遊的計劃，變成了要一周教三門課，成了全職教師，教課量比起北大、清華的任何一位教師都要大。具體的教學時間為每周四0950至1215在清華教本科生高級採訪，有86位學生；同日1300要趕到北大，有57位學生等我上課；每周五0950至1215去清華教電視新聞專題，有研究生9人，是最輕鬆的一課。最痛苦的，是每周四中午從清華趕到北大，只有45分鐘時間，幸好清華校園與北大校園只相距15至20分鐘的自行車距離，日子久了，我大概只用10分鐘就能從清華到北大，還有充分時間在學生飯堂吃午飯。

對老師的尊敬
　　四個月前，我對北大清華的學生，只有一個模糊的認識，知道他們都是全國高考中的狀元；經過了四個多月的相處，我對他們有更多理性及感性的認知。

　　一個最強烈的感受，是學生們對老師非常尊敬，至少從外表行為上是這樣。我在香港各大學兼任教職二十年，香港的大學生、研究生對老師的態度，一年不如一年，在課堂上擺出一副河水不犯井水的姿態，在校園相遇，也從不主動向老師打招呼。一位在大學教學多年的朋友說，學生是老師的「顧客」，老師要好好招呼。

　　內地學生對老師的尊敬，相信大部分出自真心，他們從小學到中學，對老師都是尊敬的。在北京教書，拾回老師應有的尊嚴，對這情況，起初我是有點不適應。例如學生見我拿著教材，馬上上前幫忙；最極端的一個例子，是一位「國防生」，每次主動為我的水瓶添加熱水，為我布置老師專用的座位……起初我非常不適應，認為她不需為我做這些事情，她還是很堅持，認為學生應該為老師做事。「老師要你為他洗衣服，你也做嗎？」我舉出一個極端的例子，想挑戰她的底線。那想到「國防生」還是一臉笑容，想也不想就很真摯地回話：「會的，我很願意為老師洗衣服。」後來我了解，「國防生」是一類很特別的學生，是軍隊在大學內培訓的接班人，大學生要與軍隊簽約，學年期間的學費、住宿、食用一切由軍方支付，學生承諾在大學畢業後要到軍中服役七、八年，期間如果想再進修，軍隊也可以保送入大學的研究院。「國防生」對長官有絕對的服從性，在學習期間也視老師為長官，對老師的尊敬程度，也遠遠高於其他學生。

　　北京高校學生對老師的尊敬，應當承認，也帶有很多實際上的利益關係。學生的獎學金、出國做交換生、繼續升學的機會，大部分由學業成績來決定，老師在這方面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學生的心態
　　另一個特點，是大部分學生都很靜態地在聆聽，稍為有點互動的教學元素，學生們就會有點不知所措，會主動在課堂上與老師互動的就更少了。個別學生說，他們不主動舉手回答，可能也是中學教育形態的一種延伸，慣於接受及背誦老師的說法。在大學課堂上，學生也是習慣了不做任何過於特出的事情，慣於藏在群眾當中，決不當出頭鳥。如果想找一兩個挑戰老師說法的學生，更是絕無僅有。

　　北大、清華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學生，普遍修雙學位，就是新聞學位再加修一個商管、經濟或外語的學位。新傳學院的學生普遍認為，光靠一個新聞學位，不足以找到一份心儀的工作。於是，修雙學位加上四年級有一個學期在外實習，結果是一個學期要修讀35至45個學分，個別的更高達50個學分。許多學生一星期要上課五天，從早上八時一直至晚上六、七時才結束。「這樣上課不累嗎？」他們大多說還可以，沒有問題。當然到了學期末交論文或準備考試，往往就是讀書讀到昏天黑地，或是通宵在趕論文，男男女女長得滿臉暗瘡。

　　還有很多細節上的事情，都讓人感覺到大學生的心態，帶有強烈的中學生色彩，例如他們很在意老師能否準時給他們中間休息的時間，如果三節課連上，每一節課間的五分鐘小休時間，學生們特別期待老師能準時讓他們休息。對於每節課要準時開講，也似乎是助教與學生們的共同心願。

　　班上的清華北大學生，屬於「富二代」的，也有一定的人數。女大學生的衣著及飾物，都是名牌。個別女生告訴我，父母要她們在學校內保持低調，不要在衣飾上或消費上引起同學注意。一位女生告訴我，她確實沒有一件普通一點的衣服，她一向穿著一件黑絨毛大衣，包得嚴緊的，單色的大衣內是一件低胸的彩色法國名牌百摺裙。寒假春節到那裏去？一位「富二代」女生說，元旦會和媽媽去日本關西泡溫泉，農曆新年會和另一位同學去香港看紅館的春節演唱會。「富二代」學生有時想保持低調也很困難。

　　不管是有錢的學生還是家貧的學生，他們都很渴求海外的資訊，對香港娛樂圈的事情，比我還熟悉。內地雖然封殺海外的中文新聞網站，學生們人人都是「翻牆高手」，還指導老師如何「翻牆」。每當在課堂上提及香港或海外傳媒的事情，他們都會很用心聆聽。個別學生對於香港傳媒的競爭手法很感興趣，對於香港記者敢於向高官追問問題表示羨慕，對香港報業評議會種種業界自律的努力表示欣賞，認為內地可以仿效香港業界自律的模式。

理想與現實的矛盾
　　由於清華新傳學院的課程在改動中，本科生三年級必修的高級採訪課，加入了二年級生，還有兩位研究生選修。北大方面的是選修課，本科生二、三、四年級都有。課餘與學生們聊天，感覺到他們對畢業後的擇業方向很憂慮。許多畢業後不願做記者，因為做記者的局限性很大，跑政治的要做官方喉舌，採訪社會新聞的要配合主旋律，做民生新聞的人身安全沒有保障…學生們經常問我的一個問題：「為什麼你可以做了三十二年記者？」我的回答是：「我知道有些前輩當記者當了五十年，有的是一天為記者，終身為記者。」我知道這樣的回答解決不了他們切身的問題。 學生們經常處於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他們經常提點自己在內地做記者的底線，有那些是禁區，又有那些領域是可以嘗試闖關的。學生們對政治的敏感度及成熟度，是香港學生難以相比的。

　　上課之餘，多在北大的未名湖、清華的「水木清華」或兩間大學的圖書館閒蕩。清華老圖書館是二十世紀初的美國式設計，大塊大塊的雲石鋪在地板及牆壁，一派歐美大學的氣勢。清華校園的「水木清華」有「自清亭」，是紀念朱自清在該地寫出「荷塘月色」一文。北大的未名湖畔，到了冬天結冰期，可以在結冰的湖面上走近「翻尾魚石」，細看這個圓明園的遺物。未名湖旁，有蔡元培校長的雕像；北大的校徵，出自魯迅的設計；在五四大街的北大舊址紅樓訪古，又仿彿看見李大釗、陳獨秀與一批批熱血的北大學子，走出校園，走上了街頭。

　　四個月的教學生涯，讓我成為了北大清華教師隊伍中的一份子，感受到了歷史的重量。帶著感恩的心情，記下了四個月生活的一個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