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謬的國度—內地採訪的慨嘆

　　沒想過自己一連兩個月都要前往內地採訪，在北京採訪兩會是預先規劃的，採訪四川雅安地震是毫無準備地出發。每次採訪完成，一些soundbites總會深深印在我的腦海之中，過去一直未有機會整理思緒，或許藉著這次分享來一次總結吧!

著名法學家江平：「習近平講共產黨應該永遠接受很尖銳的批評，既然能接受批評，我覺得習近平應以保外就醫處理劉曉波事件，對新領導是很好的姿態。」

　　沒想過香港記者遇襲竟成為兩會採訪另一焦點，政客所說什麼入鄉隨俗，傳媒一齊策劃衝擊，實在令人啼笑皆非。一名香港市民在北京探訪異見人士劉曉波太太劉霞，涉及中國人權問題，難道不值得關注嗎？

　　基於專訪江平教授也主動提出釋放劉曉波，我們決定前往採訪，豈料採訪開始大約十分鐘，楊匡仍在屋苑外跟警衛對話，突然出現數名不明身分大漢從屋苑走出來，他們一手推開楊匡後，似有計劃地集中驅趕記者，並針對三名電視台攝影師，用手遮掩鏡頭，指罵及喝令他們停止拍攝，有記者嘗試拿出手機拍攝，亦被推開。本台攝影師成為首個襲擊目標，他們拍打攝影機，抽起攝影師的衣領，這一刻我們可以做的就只有大聲喝止他們。經過一番推撞後，他們轉移目標至另外兩間電視台攝影師，亦正是市民在新聞片段所見的情況。

　　至今行兇者仍未落網，但有報道指派出所為受傷攝影師錄取口供時竟說記者阻塞通道，犯錯在先。他們想出這點子也不用感到意外，這亦令我想起是次採訪一名維權律師丁家喜，他在二月底跟幾名維權人士在街上派傳單，呼籲民眾參與網上聯署要求部級以上官員公開財產，結果兩會前夕被公安以涉嫌擾亂公共場所秩序扣留22小時，列入被監控名單。如何界定擾亂公共場所秩序呢？警官這樣對他說：「你站在那兒，別人就得繞著你走，所以就妨礙秩序了。」由此可見，以此邏輯執法，記者受襲事件只會不斷發生。

　　始料不及的是，一個月後再次踏足內地，採訪四川雅安地震。說實話，自己沒有災區採訪的經驗，平日又沒有操練體能，一想到可能要徒步進入災區，面對餘震、泥石流及塌方，實在有點憂慮。不過，這些念頭只是在腦海一下子閃過，時間太緊迫，整個下午忙著訂機票、準備傳片器材及露營物品等，列印幾張地圖後，便趕回家中執拾行李。

　　我、黃宇深及攝影師陳權威在4月21日下午到達成都，便前往新聞中心辦理記者證，新聞辦人員告知前往震央蘆山縣城已實施封路措施，只淮許救援車輛通過，否則只有徒步前往。

　　故此，我們當下決定添置裝備後，在22日清晨租車前住蘆山，希望早上路面交通暢行無阻，警方或會放行。可是，在雅安市通往蘆山的路段，原來警方已設下路障，即使我向警方出示記者證要求放行，得到的回覆是我們要前往公安局辦理通行證，這樣一去可能折騰半天也未必批准，惟有死纏爛打，最終他們叫我待在路邊等待上級決定。正因如此，我遇上第一個受訪者程國淑女士，警察問我可否幫忙送她回蘆山，我當然立即答應，這是義不容辭的事，而且也表示批准我們可以進入災區。

　　程女士住在龍門鄉五星村，她到成都辦事，豈料發生地震後封路，未能即時回家，又聯絡不上丈夫及兩個兒子，一上車她傷心地說聽聞龍門鄉死了三十多人，我只有安撫她不要擔心，並承諾會送她回家。不過，由於要趕及處理「左右紅藍綠」節目的現場報道，當時手持四部手機及衛星電話都接收不到訊息，只好把車停下來，先在路邊找尋可以通訊的地方，同時又出現一批災民們團團包圍著我們，要求先報道他們的苦況。完成電話報道後，我不想讓他們失望，只好把他們的聯繫方法留下，並告知必須趕快送程女士回家。

　　沿途的建築物損毁嚴重，蘆山縣城內有改路措施，時有堵車，程女士數次打算下車步行回家，但被我們勸說留下來，因為餘震隨時發生，她還要揹著兩大袋行李，實在生怕她發生意外。當時我的心情同樣矛盾，她的家人生死未卜，倘若出了事，採訪工作應怎樣處理，如何減低對受訪者造成傷害，幸而程女士找回家人，除了她的爸爸頭部受傷入院，丈夫和兒子亦趕及在地震一刻跑到田地躲避。這亦令我們鬆一口氣，也見證著她與家人重聚的一刻。

　　由於在蘆山縣城的電力逐漸恢復正常，間中可透過電話收發訊息，故此我們每次進入災區都會預留時間趕回蘆山露營，也要尋找電源為攝影器材充電。採訪工作當然不是就此結束，晚上我們會跟災民坐在一起聊天，了解當地救援情況，並從中思索採訪角度。

　　在聊天過程中，我們因而找到另一個案劉琼女士。她花了大半生的積蓄買下安樂窩，現在呆坐在帳篷內，看著對面滿佈裂痕的新房子，欲哭無淚，事實上汶川地震後才建成的屋子，政府已重新修訂《建築抗震設計規範》，為何不能再居住，當中出了什麼問題，啟發我們想追尋答案。起初劉琼不願意接受訪問，身體亦因壓力出現紅疹，或許我是女生的關係，較容易打開話匣子，當前一刻，她最需要的是一個傾訴對象，我跟她睡在同一帳篷，聆聽她的故事，婚姻失敗跟一歲兒子分開、用了十年在北京打拼才買到新房子等，慢慢建立關係，才得以完成採訪工作。事實上，相遇也是一種緣份，我們也並非單單做了採訪便作罷，近日剛收到劉女士的電郵，她終於可以上網，紅疹己逐漸痊癒，重新開展生活。這個消息亦對攝製隊來說，是在這次採訪收到最珍貴的禮物。

汶川地震至今未獲安置災民佘正華：「地震並不可怕，怕的是貪官，利用這個機會又撈一筆。」

　　在內地採訪受到地方官員阻撓，已不是新鮮事。我們在災區採訪尚算順利，但在成都市永興鎮明水村採訪汶川地震後未獲安置的家庭，地方官員聞訊入村，一直在遠處監視，又把受訪者丈夫拉走談話，迫使他們不可接受訪問。本來受訪者仍在我們的車子上，準備前往另一拍攝地點，數名地方官員便在村口「恭候」及跟縱我們，最終我們只好中止採訪。

　　目前仍然有數以千計的災民前往北京上訪，未獲安置、被強行徵地、安置點變作商業用途的例子，比比皆是，但是換來的是地方政府阻撓、扣押，甚至毒打。採訪期間，他們對網上發起罷捐行動，以及當時香港立法會討論應否撥款救災，略知一二，亦只得慨嘆捐款不是直接交予災民，根本白捐了。

兩會期間被監控的維權律師丁家喜：「如果你想要未擁有過的東西，就必須做你從未做過的事」。

　　在這個荒謬的國度，大家已習以為常地看著一齣齣鬧劇不斷上演，國家領導人說「多難興邦」，地方官員卻趁機大發災難財，把自己荷包填滿；國家領導人說「接受人民監督」，劉曉波卻要坐牢，太太劉霞一直軟禁在家中。

　　跑慣內地新聞的行家總是苦笑，這就是中國。即使如此，當我看到兩會前夕派發傳單而被監控的丁律師戲言不怕打劫，每天上班有警車接載，維權就是為下一代爭取監督政府的權利；揭發豆腐渣工程的維權人士黃琦，決心與弱者同行，每天發布各地維權運動的消息；汶川地震災民不斷上訪北京，即使回家可能被扣押、毆打，仍然堅持控訴地方政府以救災為名強行徵地，我總覺得只要喚起更多公民覺醒，必定可以迫使中國多走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