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經角度下的香港傳媒

1997-03-15

  回歸臨近,相信每隔幾天,就可在報章找到有關自由的新聞,香港人似乎覺得「政治」因素對社會的干預已司空見慣,或許認為是必然的「事實」。

「政治」加「經濟」分析的重要

  然而,在西方,同是資本主義社會「政治」因素干預新聞自由比較少為大眾關注,法律已保障新聞自由,美國的「第一修憲」(First Amendment)就是其中一個例子,政府不可妄以行政手段干預新聞傳播和意見表達。大眾所關注的反而是「經濟」因素對新聞內容的影響,主要是商界或企業對傳媒的操縱,在商家的角度,傳媒是搖錢樹,賺錢就要爭取廣告客戶、吸引最大的讀者群,而由於富少貧多,傳媒通常走通俗路線,媒介產品的質素因此不斷下降。加上業家的雄厚資金,大型傳媒集團慢慢吞噬小報和小型電台,造成壟斷和媒介集團高度集中的局面。因此,美國有些地方政府設有「反信任法」(Anti-Trust Law),防止過分壟斷的情況,以保障消費者的利益,像香港從前的卡特爾(cartel)報業模式,在西方甚為少見。相反,在香港,分析「經濟」因素對新聞自由的影響卻多為忽略。

  雖然香港被「華爾街日報」連續三年選為全球經濟最自由的城市,港英政府一直實施自由貿易及積極不干預的政策,但香港又存在九七政治問題。因此從政經角度——即「政治」和「經濟」這兩個因素的互動——分析過渡期香港的新聞自由,比單從「政治」或「經濟」角度分析比較適合。

甚麼是「自我審查」?

  在後過渡期內,新聞媒介的「自我審查」是香港大眾和新聞工作者的重大憂慮,所謂「自我審查」,或與這個詞彙意思相近的「政治審查」和「新聞審查」等,都泛指政府用「政治」手段有形地或無形地干預新弭的運作過程,影響新聞自由。

  根據最近一項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的調查,有一半的新聞從業員認為「批評大陸時有顧忌」,另外,港督彭定康也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對新聞工作者的「自我審查」憂慮,但中方多次表明香港仍享有高度的自由權,否認沒有自我審查的情況。究竟那個版本是對的呢?

  前明報社長查良鏞的看法或許能給我們一點啟示,他在一本有關於香港政治過渡的文集寫道,「自我審查」(self-censorship)並不等同「自我約束」(self-restraint),香港新聞工作者的可能實是後者,目的是為了「適應」大陸,與一個不同體系的國家銜接,這未必是跟大陸干預香港的新聞自由有關。雖然筆者不完全贊同,但他的看法確有其道理,若「審查」的意思是媒介站在統治者的立場對報導作出刪減,「約束」只是媒介站在自己的立場對新聞「內容」作出更改和調節,其原因不一定是政治因素以及與統治者的「控制」(control)有關,筆者認為極可能包括經濟考慮。


新聞自由能否跨越九七,是許多香港市民共同關心的事情。

報刊「轉軑」的經濟因素

  不少報刊被認為「轉軑」或「親中」,以往也有不少的報章內容分析提出證據支持媒介逐漸左傾。外界均認為「轉軑」全是政治壓力的結果,但究其原因,傳媒「轉軑」不只是要減輕政治壓力,以求生存,轉換立場的背後可能有助開闢新讀者群。媒介是商業機構,受市場的制肘,無論政治取向如何,如果銷量不濟,沒有讀者接受,縱然有黨派支持或財團作後盾,亦會倒閉關門。

  首先,香港的讀者正在轉變,越來越多大陸新移民來港,他們的思想和意識形態跟香港人爭取民主、人權的看法未必相同,所以傳媒轉換立場,以中國角度分析形勢,似乎更符合新讀者的意識形態,與大陸的壓力並沒有直接關係。就算是左派報章,以「大公報」為例,有四成的銷路都是內銷大陸,廣告對象都是內地市場,它不能不照顧內地讀者,以國內的意識形態報導新聞和評論。

  再者,香港人常被認為政治冷感,政治往往是報刊的毒藥,因此一些銷量高的報紙都是採取綜合性的題材,以吸引更多讀者。尤其在後過渡期,與香港同是共濟的香港居民,面對每天大陸對民主派,人權法的炮轟,定都望議和為貴,減少爭端,因此報刊為迎合讀者口味而改變立場也可以理解。

「轉軑」的負面影響

  但是「轉軑」不是「萬靈藥」,有時不單不能增加讀者,反而有反效果,例如「信報」的深刻尖銳的評論文章正是其賣點所在。如果將其批評刪減剔除,反而未必是有效的經濟策略。況且媒介不單是一種商品,它是有其社會責任,任何新聞從業員,都不得不承認新聞行業有其專業操守。如果大眾媒介變成為政府的喉舌,不但受輿論壓力,也會趕走部份不滿的讀者。

  既然「轉軑」不一定增加讀者,某些報刊唯有策略上進行「適應」。香港報業以往是文人辦報或家族辦報,創刊的目的可能是抒發政治理想,所以難免在報章新聞內容上表達自己的立場。但我們可留意到,現在報刊盡量把「意見」與「新聞」分家,社論上又盡量保持中立,多分析時弊而不作定論,但另闢評論版,容納不同政見人士的聲音,既可名義上盡了傳媒責任、抒表各方意見,也可避免負上責任,內容上避免觸礁和得罪中方。


九五年香港報章市場曾掀起一場激烈的減價戰。

市場可開闢政治空間

  九五年「蘋果日報」的出現才讓「無形之手」(invisible hand)重新掌管本港的報章市場,減價戰又打擊報刊業的經濟,各報章不得不增強內容或更改版面來吸引讀者,而且,報章須要再次定位,發掘市場空隙以求生存,但這些經濟因素的互動亦同時對「政治」市場造成衝激。  無疑在後過渡期內,報章越來越小心處理新聞,在二月二十日官方正式證實鄧小平入院急救無效之前,本港報章大都小心去處理,以用官方言論作為標題,否認鄧小平的死訊,只有個別傳媒敢直接以「鄧小平病危」作為標題。

  商業報章為求鶴立雞群,爭取更多市場的肯定,間中也冒險報導一些未證實的重要消息,最明顯就是鄧小平的死訊在去年已不知傳了多少遍。市場不單可以影響獨立報刊的內容,甚至可以影響左派報的導向。就算是「大公報」和「文匯報」雖同為左派報紙,但競爭同時存在,因此口徑卻不一致,九五年,在新華社未公布之前,「大公報」與其他香港報紙率先以頭條報導中共元老陳雲之死。又例如本港四張親中報章亦要找自己市場的空隙,以爭取某一類型的讀者,如「香港商報」去年九月重新定位為一份經濟性的報紙,以求突出它在左派報紙的形象。

  另一例子是去年鈞魚台的報導,雖然中國政府低調處理,但據統計所得,在去年九月,出現在兩份左派報章有關鈞魚台的新聞比其他獨立報章更多,這些與中央不太相符的政策,與本地的市場有直接關係。如果某左派報章長期捨棄有新聞性的消息而不為讀者接納,銷量銳減,相信中央也不會支持一份沒有影響力的報紙。


本港四份親中報章,亦需尋找市場空隙,以爭取讀者。

新聞自由越見收窄

  一些東歐的政治過渡研究發覺政治過渡的初期,媒介往往會百花齊放,但步入政治穩定的階段,傳媒的聲音就越來越少。回顧八十年代初期,香港前途問題還未落實,基本法方案還未有共識,傳媒包羅各方意見,但在後過渡期的最後階段,大局已定,行政長官已立,媒介是否同樣走進整合階段?

  從政經角度分析,中央政府希望媒介的反對聲音小,共識多,以求穩定過渡;媒介作為商業產品,也希望少談政治,多走群眾路線,以適應市場導向,結果,香港傳媒內容越來越非政治化,這也符合政府穩定過渡的意向,新聞自由的空間因此有可能越見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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