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漫漫而修遠 香港新聞工作者需要不斷進修

　　去年九月，我向任職八年多的《信報財經新聞》請假一年，到美國史丹福大學進修，這已經是我十年多的新聞工作生涯中第二次到美國學習了。為什麼要不斷進修？學而後知不足，教而後知困。新聞工作者若長年在重大的工作壓力下，何嘗沒有困的感覺？如果不定期吸收新知識，在日新月異的社會發展下，很快便會脫節，跟不上時代的步伐。究竟，香港的新聞工作者有沒有足夠的進修機會呢？我看還很不足夠，僱主的支持也十分有限。現實的情況是，如果記者說要去進修，特別是出國的話，很多就從此離開他/她曾經深愛過的這份職業，新聞界人才流失的情況相當普遍。

難得爭取進修機會

　　筆者是念文史出身的，當年香港大學不設新聞傳播的科系，讀本科時沒有機會涉獵這方面的知識。停學當學生會幹事的那一年，在無心插柳的情況下，跟新聞界有了較密切的接觸，從此就結下不解之緣。八七年畢業後曾留校工作一段日子，期間得《信報》陳景祥兄的提攜，有機會協助他進行一些採訪，邊做邊學。八九年六四事件後我從北京返回香港後，馬上到了美加兩地交流。兩個多月間，我作為特約記者幫《信報》做採訪，也為《文匯報》寫海外民運見聞。返港後，一個偶然的機會，我進了正準備創刊的《壹週刊》。草創初期，員工都十分投入，我還記得當時的副社長香樹輝說過，等公司上了軌道後，會考慮送記者出外進修。不過，由於與大老闆的理念不同，很多較資深的編採人員都相繼離去，最後連香社長都因人事傾扎而退出，哪還會有人敢提員工進修之事？

　　一九九二年四月我轉到《信報》工作，主要負責中港台政治評論的編採，愈做愈覺得需要提高自己的水平。九四年初我便申請唸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的哲學碩士兼讀課程，白天上課，下午到深夜上班，這樣熬了五年多才能寫完論文，讀完學位。這幾年雖然沒有機會享受校園生活，但師生間的互相請益，同儕中的不斷交流，大大的開闊了個人視野。

　　九四年的下半年我難得有第一次到美國進修的機會。位於佛羅里達州的普爾特媒介學院(The Poynter Institute for Media Studies)有一個設有獎學金、為期兩個月的傳媒管理課程，主要是提供給在美國正在唸新聞傳播碩士而有一定工作經驗的學生，但也有例外，在《信報》工作多年的陳景祥兄是第一位以香港新聞工作者的身份獲錄取的。目前在香港大學任教傳媒管理課程的劉端裕教授當年的大力推薦起了關鍵作用。由於陳兄開了先河，加上他與劉兄的拔刀相助，最後得到公司老闆的批准，我才有機會如願以償。

美國重視新聞教育

　　美國是一個非常重視新聞教育與記者在職進修的國家。全美有四百五十多個新聞傳播學院，每年訓練大量媒體工作者。在美國當新聞從業員有很多進修機會，是真正的無冕皇帝。從頂級私立大學到各種各樣的研究機關，有不少獎學金可供申請，作為期幾個星期到一年不等的學習。從事不同專業採訪或編輯工作的人，都不難找到進修的途徑。普爾特媒介學院是由《聖彼德斯堡時報》(St. Petersburg Times)的老闆尼遜普爾特(Nelson Poynter)創立的，旨在培訓更多專業及優秀的媒介人才。為了使這所學院的財政來源有保證，他讓這所非牟利的教育機構擁有該報的控制權，相信全世界也難找到第二個例子。該報老闆儘管已去世，但該媒介學院照樣健全的運作下去，而且這幾年有更大的發展，幫助南非與哥倫比亞等地訓練新聞人才。比較之下，華文報業裡有幾位報人具有這樣的胸襟與遠見？

　　在兩個月的進修後，我還趁此難得的機會到東岸多所名校及研究智囊機構採訪，更約得不少新作者加盟投稿，這是只呆在香港沒法做到的。在訪問哈佛期間，約見了當時正任該校尼曼學人(Nieman Fellow)的《大公報》副總編輯曾德成，他是第三位香港人獲此殊榮（前兩位是《南華早報》的潘朝彥與《華僑日報》的彭煥堯）。據我所知，香港的左派報紙很重視員工的培訓，從七十年代初起，便有不少本地優秀編採人員能出國到歐美進修，或獲派駐到各地擔任特派員，人才輩出，獨當一面。可惜六四後這批人流失了不少，反而為其他報社所用。左派報紙雖然留不住這些人，但其實已為報界儲了才，這種貢獻值得肯定。

　　類似哈佛的給資深新聞工作者進修的計劃有不少，非美國公民也可申請的至少有史丹福(筆者去年獲該校的Knight Foundation（奈特基金）錄取為新聞學人之一，可自由在各院系修課或進行研究)、密芝根、夏威夷以及自由論壇、布魯金斯研究所等；英國則有牛津等，都是很好的進修機會。不過，由於名額有限，而且是全世界競爭的，申請者要有相當的年資、突出的業績、充份的準備，其中最關鍵的是公司的推薦，沒有任職機構的保送（保證員工進修後可回到原來的崗位），一切無從談起。但香港有多少傳媒機構老闆與高層願意為員工開方便之門呢？

好好裝備迎接挑戰

　　近年香港新聞界人員流動頻繁，能做上兩、三年的便稱資深記者，外國記者做幾年可能還在跑社區新聞，要長年積累經驗，才能成為某方面的專家。江澤民不久前批評香港記者太年輕、幼稚，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只是他的表演太差，大家都較同情記者的處境。新聞工作在香港的地位不高，由於易進易出，無論是否受過新聞專業訓練都可當記者，難免水準參差。長久以來，新聞工作者沒有什麼進修機會，近年不少人讀第二學位，各大學也紛紛推出新的傳媒碩士課程，一下子進修成風，連中上層管理人員也重返校園，這是好現象。

　　不過，高等學位名額畢竟有限，對一般年資尚淺的記者來說，這是窄門。目前香港的幾所大專院校只提供學位與文憑課程，沒有在職進修的短期訓練，像歐美學府提供的學人計劃，只有港大新聞及傳播研究中心開設過，但由於該中心在開創階段，資源有限。此外，在香港可供新聞工作者申請的獎學金或基金絕無僅有，反而設於新加坡的李氏基金相當慷慨，有求必應。香港有那麼多富商巨賈，連成立一個像日本、韓國甚至台灣讓新聞工作者赴海外進修的基金也沒有，實在說不過去。香港政府千方百計想約束傳媒，但對鼓勵新聞工作者再進修方面又做過些甚麼？新聞工作長路漫漫，挑戰重重，如不好好裝備，我們無法在新紀元找到方向，願與同業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