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調的科學與民調的政治

　　鍾庭耀事件發生之後，據說民調的回應率大幅上升。在香港，由學術機構進行民調，回應率大概是百份之五十，即一百個被訪者中大約有五十人願意接受並完成訪問。但早陣子一則報導，某機構的調查回應率竟達百份之九十一，實在是難以置信。

　　回應率對樣本的代表性很重要，由此看來，這次事件也許會為本港的民調工作帶來一些好處。事實上，事件引起了各界對民調的廣泛討論，是一件好事。不過，從個人觀察，討論民調是否學術研究除外，大部份評論都強調民調的客觀和科學性，縱使是批評者，也大多從科學研究的觀點出發，指出現時香港民調或媒介有關報導的不足。

　　過份集中於民調的科學層面，可能會令人忽略民調過程中很多和科學無關的地方，尤其是它與社會和政治的關係。在這篇文章裏，我希望從討論民調和科學的關係開始，從而討論民調與政治的關係，並帶出一些值得繼續探討的問題。

判斷民調可信性

　　狹義的看民意調查，就是從研究員決定題目及設立問卷，到收集被訪者意見及進行統計分析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中，問卷的設計、樣本的抽取、訪問員的訓練、統計分析等等，都有其方法上的原則。我們依據這套方法，可以辨別民調的科學性。研究員落實這套方法，可以使民調準確地反映社會上不同人士的個人意見之分佈。這裏，我想強調民調的結果是社會上個人意見之分佈，以個人意見之總和為「民意」，只是民意多種概念定義及實際表達形式之一而已。

　　不過，在社會上大眾所接觸到的民調，並不只是以上所述那個科學過程（其實，選題已不是科學了）。民調工作者還要面對贊助者的需求，向傳媒公佈時，要考慮強調那些結果。民調工作者要對結果作詮釋，其中雖有科學原則（如怎樣才算顯著差異），但也有很多非科學的判斷，因為數字的意義必定要放到社會政治環境中去考慮。傳媒報導，從決定版面篇幅到用甚麼圖像，是新聞專業價值及商業價值的問題。最後，市民、政府、社會團體等，得知了民調結果，會作出反應。從預備研究到公佈結果，民調涉及多種社會機構的參與，市民看到的民調報告，是這些機構之間的互動，及它們自身的運作邏輯的產物。

　　所以，就鍾庭耀事件中的一個議題：調查員和評論員有沒有角色衝突，我持否定的態度。角色衝突論假設民調完全客觀科學，而評論則是個人觀點的發揮。但根本沒有完全客觀的民調，相反，評論也可以有相對客觀的分析。何況，如果我們害怕研究背後有政治立場和動機，那麼知道研究者的政治主張，不是有助我們判斷其研究的可信性嗎？

傳媒報導的忽略

　　民調的科學性主要是指其研究方法，但方法只是民意調查作為社會實踐的一部份。民調工作者強調科學，或多或少是要借用科學的權威，但我們卻不可忽略整個過程中牽涉的非科學層面。

　　不過，民調有很多地方和科學無關，不等於科學方法不重要。判斷一個調查是否科學，是分析其結果的意義時所必須的。要確保及監察民調的科學性，我們可以借美國為鏡。美國民調研究蓬勃，很多非學術機構，如Gallup及CBS進行的調查，都有學者借用作學術研究的主要資料，可見調查的質素。當然，美國也有不科學的民調，甚至有不道德的利用民調的手法。近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就出現所謂Push Polling─以進行調查為名，借問卷內容攻擊某些候選人。當然，這些都不會被當作正式的調查被報導。

美國民調蓬勃，非學術機構Gallup Poll所做的調查被廣泛引用。

　　保障民調的可信性，最主要是靠研究方法及資料的公開，及傳媒和讀者的批判。美國民意研究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便訂下了民調工作的專業守則，其中列出了研究者須向外公佈的資料，同時也對傳媒的報導有所指引。香港傳媒慣性忽略的抽樣誤差，便常見於報章的報導中─七十年代一份研究指出《紐約時報》的民調報導，有百份之七十五提及到抽樣誤差。另一方面，當有類似的調查得出不同結果的時候，報章也可能會對差異的原因進行分析。縱使我們不懷疑研究者的專業知識，研究資料的公開性，本地傳媒改善報導的質素及批判力，都是必須的。

反映民見與影響民意

　　不過，科學客觀的民調仍會具爭議性，原因就是它和政治過程有種種的關係。首先，民調不只反映民見，也影響民意。在美國選舉中進行票站調查，向來都備受爭議。市民在得知社會上其他人的意見時，自己的意見可能會受影響。美國的政治傳播學中，便有不少有關民調報導對民意的影響的研究。另外，早前台灣選舉總統，也在選舉日前禁止民調報導。

民意調查研究協會訂下了民調工作的專業守則。

　　民調和政府管治也有很重要的關係。民調的報導在民主社會况才會大幅地出現。如新加坡報章的民調報導就較少，最近一個研究指出，九三至九六年間，《海峽時報》及《聯合早報》合共刊登了不過二百篇有關民意調查的報導，這肯定比香港和美國少得多。再者，在這些調查中，連一個有關市民對政府及官員表現評價的都沒有。所以，民調出現的頻率，其題目的取捨，負責研究的是甚麼機構等，都可以顯示一個地方的政治制度或文化的發展。

　　雖然香港政制不民主，但近年民調越來越多，其中不乏敏感話題，從特首評分到台獨都有。在香港，民意確實給予政府一定的壓力。六月的遊行示威和王苗事件，都顯示民意的威力。鍾庭耀事件中，當大家懷疑特首曾否施壓時，也是想到民調可能已對董建華構成壓力。

民調的政治角色

　　但民調泛濫，是否一件好事？民調中顯示市民對政府評分很低，又是否一定危害政府的權威？那也不必。在鍾庭耀事件中，有不少評論員就指出，政府其實不須怕民調，因為調查記錄了市民的意見，讓政府知道施政得失，是幫了政府。

　　這種觀點，在近年西方有關民意調查的學術討論中頗常見。Benjamin Ginsberg在《The Captive Public》一書中就指出，若沒有民調，市民就會通過對自己周圍的觀察而評估民意，政府要得悉民意卻比較困難。這樣，最能掌握民意的是市民本身。同時，只有對政治事件真正關注的市民才會主動表達意見，而這些意見會較激烈，對表達方式及時間，政府也較難掌握。

　　相反，民調的普及，令評估及分析民意成為研究者的專利。政府對民意的掌握不比市民大眾低。對民怨的爆發也可以預防。民調主張代表性，把對事件不關注或持中立態度的市民也包括在內，得出的民意自然也較溫和。最後，民調奪得代表民意的專利，其他的民意表達，如示威抗議等，則被貶為個別利益集團或小撮人的意見，合法性遭削弱。

　　Ginsberg以此觀點來批評民調，認為它協助國家管治，製造並控制民意。類似的論點，在鍾庭耀事件中則被用來保衛民調，使其免受政府干預。這是我們未看清楚民調的本質，還是在不同的社會中，民調所扮演的政治角色不一樣？

　　當然，這兩個可能性並不矛盾，而且很可能兩者都是對的。一個八九年在蘇聯進行的調查中，被訪者被問及覺得那種政治參與方法能有效地影響政府，在可以選多於一項的情況下，百份之三十八的被訪者選了「參與民意調查」，而選擇「參與選舉」及「參與群眾集會或示威」的分別只有百份之十四和十三，可見在不同社會中，民調的作用，或至少是大眾對民調的理解，可以很不一樣。

　　同時，近年西方學界中有很多對民調的批判，這些批判內容廣泛，此處不能詳述。但簡單的說，如果我們所真正關心的是民意而不是民調本身，我們就應該思考民調所代表的是怎麼樣的民意？它和我們理念中的民意有無差異？民調和其他民意的表達方式和渠道有著甚麼樣的關係？民調對香港的實際政治運作、政策制定，和民主化過程有著甚麼樣的影響？這些問題，都比民意調查的科學方法難以掌握，但也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