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亞洲價值觀」到「大香港主義」　《李光耀回憶錄》對香港傳播界的啟示與衝擊

　　《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在九月中旬於新加坡及其他地區（當然包括在大中華區），正式發刊。這回憶錄的下冊，比上冊（即一九九八年出版）更要精彩。當然，因要這部份提及李光耀與海峽兩岸領導人，即鄧小平、趙紫陽、江澤民及李登輝的交往與觀察。至於香港回歸前後的兩位主角，前港督彭定康及現任特首董建華，李光耀也有提及他對兩人的忠告及觀感。

《李光耀回憶錄》上、下冊分別於1998年及2000年出版。

　　本文重點並非是去分析或評論《李光耀回憶錄》；反之，是藉著這回憶錄所列舉一些新加坡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思索對香港傳媒界有何啟示，儘管這些觀察或看法仍然未成熟，但是期望引起拋磚引玉的效果。

　　筆者在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以《經濟日報》政治編輯名義，聯同當時報內另一同事，一起訪問李光耀。其時，李光耀剛在早一天於香港大學與前港督作「肉搏戰」。稍後，在一九九五年三月，筆者於《星島日報》任職撰述編輯之際，與當時集團主席私人助理，即前新加坡總理新聞秘書傅超賢也有很多接觸。猶記憶曾安排傅超賢與前中央政策組組長顧汝德一頓午飯，他們兩人碰頭後，彼此首度交鋒第一句說話。

　　簡單地說，筆者在引述上列的粗略經驗，只是期望引証一件事情，這就是新加坡與香港兩地政府高層或商界除了有極密切接觸與彼此「監視」外，其實，兩地的意識型態，以致兩地新聞工作者的心態、處事手法，也有相當接近之地方。可謂五十步笑百步矣！當然，筆者對李光耀的感覺是既愛且恨，充滿著矛盾的情意結。

政府與媒體千絲萬縷關係

　　在回憶錄第十四章，即「政府與媒體」一段，李光耀有以下描述：「如果我們不起來回應外國媒體的抨擊，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記者與學者們，便會相信自己的領袖不敢辯駁與辯不過人家而不再尊敬我們，......我們必須想辦法確保新加坡政府聲音不會在眾說紛紜中淹沒。新加坡人一定要知道政客在大事上的正式立場，這是很重要的。」李光耀續說：「資訊科技、衛星轉播和互聯網的日新月異使西方媒體網絡有機可乘，能夠把他們的報導觀點向本地觀眾大量灌輸。那些嘗試阻止人民使用資訊科技國家必吃虧，我們必須處理這些排山倒海無休止地湧來的資訊，確保新加坡觀點未被西方所掩蓋……一九九八年印尼騷亂和馬來西亞不靖，就是很好例子。」事實上，李光耀也曾在九十年代初期於香港就中國八九民運事件，批評是由外國傳媒有進一步推波助瀾之嫌。

　　李光耀描述，在新加坡未獨立時，英文《海峽時報》非常仇視人民行動黨（李是該黨秘書長，任職長達三十八年，直至卸任總理後一年才辭去這個黨內實權職位），而中文報章，如《南洋》、《星洲》與共產黨是在同一陣線上，還有許多華人報的新聞從業員是親共份子。而相對地，《海峽時報》是親英的。在新加坡獨立後，《海峽時報》卻變成親人民行動黨及親政府報章。當然，直到公元二千年，所有新加坡媒體都是支持政府的立場。

　　從另一個角度說，當在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末期，西方媒體，即《國際先驅報》、《亞洲華爾街日報》、《遠東經濟評論》等，在新加坡政府及李光耀眼中，「屢屢犯規」、也「屢屢不聽勸告」而遭「黃牌」警告。其實，貫通李光耀多年的傳播媒介(包括當地及國際)的做法，這便是李光耀對亞洲價值觀極度倡議與推崇。

　　幸好，經過九七至九九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亞洲價值觀」這概念也得暫時稍為收歛。事實上，正如上文引述李光耀言論及其往後分析，香港在回歸前後，本港傳媒也有極雷同發展軌跡。香港英文《南華早報》在被郭鶴年家族收購前，其立場眾所周知，在被郭收購後至九七回歸後數年，該報的中國立場，以至對一些相關事情的態度（如台灣問題等），也有相當程度調整；而本地中文報章，除了《信報》和《蘋果日報》外，其餘的對中國政府立場也有不同程度調整。

亞洲價值觀正負面

　　筆者直到目前的看法與分析是，亞洲價值觀均有其積極與消極的兩方面。積極地說，我們可以認為東亞區，以致大中華地區政經發展是需要走出一條與西方有分別的道路，也可以說是，這些地區中的國家必須探索本身獨特，藉此而去親自闖出一條血路，以令該國可以在危機下穩住局面。當然，新聞媒體也需要在這情形下反映出相關事實及其背後發展的軌跡。

　　反過來說，在消極方面，亞洲價值觀在全球化、資訊無國界及人類命運共同體下（台灣傳媒也常以此名詞去描述自己命運），若我們過份強調亞洲價值觀，便只有令本國發展流於孤芳自賞，與世界潮流不能接軌。

　　其實，在《李光耀回憶錄》下半部，雖然他較少描繪亞洲價值觀這回事，但是，有不少部份，尤以論及該國內政，如「婚嫁大辯論」、「一種共同語」及「交棒的時候到了」，李光耀也含蓄地流露出這種意識。當然，新加坡傳媒在這方面並沒有另類選擇；反之，香港傳媒卻可以有這方面抉擇，只是，我們媒體素質、道德勇氣與視野卻有嚴重不足，未能承擔起上述的使命。

大香港主義的禍害

　　若說新加坡的亞洲價值觀引致新加坡，雖然在一個寡國少民心態中，仍然流露出一種「大新加坡主義」；反之，香港在金融風暴前，我們也經常在有意與無意間流露出「大香港主義」，傳媒不獨沒有批評，反之，也有「幫兇」之舉動。

　　一直以來，香港在經濟上驕人發展，令我們深信除了在中英前途談判香港回歸時，港人在政治上異常無奈被動外，在經濟上，港人也十分贊同李光耀所倡議的「用腳去投票」（即移民他國）去抗衡九七後可能出現局面。所以，在經濟領域上，香港也跟新加坡一樣，往往流露出一種「大香港主義」。這種表現在媒體上，即香港傳媒，普通對本地或海峽兩岸以外事務，異常貧乏。在目前情形，尤以董建華作為行政長官民望一直下滑之際，香港愈來愈變成一個「反智」社會，在民粹主義籠罩與推動下，加上過去數年本地傳媒在極端市場主義驅動下（具體而言是「蘋果化」），即大部份報章傾向抄襲《蘋果日報》的作風或辦報手法。於是，「大香港主義」充斥於坊間。

　　目前，香港傳媒所呈現世界是異常缺乏國際視野。筆者在一次與資深新聞工作者程翔聊天時，他剛由台灣回港半載，對香港這個號稱國際城市而新聞界似呈現極缺乏國際視野的現象，深感不安。同樣道理，當中國極力走向國際化之際，香港卻反行其道而漸中國化，雖然，我們可以詮釋是需要在「一國兩制」下找平衡點，但是，本港傳媒由於極度缺乏國際視野，也未能就上述「香港中國化」發展模式提出警告或表達出另一類可行建議，這是令人們遺憾的。

　　李光耀在其回憶錄序言中這樣感慨：「年輕一代的新加坡人把國家穩定、增長和繁榮視為理所當然，是我寫書的動機。......而且要推行民族主義政策的新獨立國家包圍環境下生存，是很不容易的事。」

　　事實上，《李光耀回憶錄》下冊後半部，他所開展出的世界觀，他的外交手段，視野與策略，雖然異常是實用主義、功利主義及個人政治野心作祟。但是，卻令我們至少認識到，世界之大，並非單單是新加坡本土或香港深圳河以南這種「大新加坡主義」或「大香港主義」所比擬的。

傳媒必須有所反省

　　總括而言，雖然筆者極不贊成李光耀對其本國新聞媒體處理手法，但是，他的回憶錄呈現其極豐富且複雜世界現象，至少，可以對香港新聞媒體有以下兩方面衝擊或啟示。

　　其一，在新聞典範與其典範轉移的課題上，香港媒體要設法打破狹窄國際視野，把香港這一個國際政經都會，且與中國內地截然不同的城市，正確地放在全球化下的政經佈局上。

　　其二，特首董建華一直宣稱非常欽敬李光耀，特區政府對待傳媒手法也漸趨「新加坡化」，若傳媒作為政府以外的第四勢力，要繼續當起監督、批評及鞭策政府之功能，則往後香港傳媒的角色、功能與其自我形象理解，必須有所深切的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