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新聞監督的範圍擴及中國大陸：從非典型肺炎報導說起

非典型肺炎進襲香港，使社會陷入危機狀態，對傳媒也無疑是一場重要的考驗。 我們或已對傳媒的社會作用習以為常，但危機一來，我們又重新發現傳媒基本功能的重要性。


傳媒基本功能的再肯定

首先，傳媒起了守望環境的作用，使社會大眾知道危險的到臨，提高警惕。傳媒舖天蓋地的報導容或引起部份人士的恐慌，但向社會示警仍是它們主要的作用。傳媒又將防炎知識----從如何洗手到病毒傳播的方法----廣為散播，讓市民知所趨吉避凶，因而成就傳媒的教育功能。香港的民間社會特別發達，這從疫症中社會泛起眾多的自救行動中可以窺見。傳媒把各種社會自發的行動聯繫起來，也成為政府和社會的橋樑，起著組織和協調的作用。

除了上述傳媒的功能外，傳媒在這次危機中還凸顯出監督政府和修復社會的作用。香港社會十分多元化，但民主卻欠奉，當中的不足由輿論監督來補償。特區政府在疫症中表現出來的危機處理能力相當薄弱，如果沒有傳媒強大的輿論壓力和提點，政府措施拖拉的情況恐怕會更嚴重。由於政府弱勢被動，傳媒不但起著代議的功能，有時還扮演醫療後勤的角色，連購買醫療裝備的事情也具體參與，給人傳媒治港的感覺。當然，傳媒治港是言過其實的說法，但是傳媒督促政府的作用則是真實而有成效的。

非典型肺炎疫症破壞社會，激化問題，如何使社會恢復常態和發展下去是不可避免的挑戰。在疫症中，傳媒除了透過通風報訊來恢復社會的元氣外，更重要的是對維繫社會的基本精神的肯定。特區政府是非典型肺炎肆虐期間備受批評的對象，而廣為社會和傳媒所稱道的則是醫療專業人員----包括在前線奮戰的醫護人員和在實驗室拚搏的科學家。最為感人的報導，莫過於傳媒對醫護人員的專業精神和獻身精神的推崇，就連一向面目模糊的本地科學家也在傳媒緊貼的報導下，顯出英雄本色。

進行經驗總結是傳媒修復和延續社會另一個法門。非典型肺炎病毒爆發以來，傳媒不停地總結經驗，向政府提意見，甚至逼使政府作出有系統的檢討。這些報導和言論的目的就是要社會儘快恢復秩序，防止歷史重演，好讓社會重新出發。


需要發展專門報導

大體上，傳媒在沙士危機報導中的表現相當稱職，但其中也有不足的地方，值得留意。從疫症報導中，我們也看到香港傳媒專門報導的不足。非典型肺炎疫症牽涉的問題既專且廣，包括病理學、病毒學、社會衛生學、社會心理學、經濟學和政治學等等。香港有個別新聞工作者專攻醫療報導，他們透過經驗和自學培養出不錯的能力，在疫症報導中顯出功力。但是大多數的編採人員則是臨危受命，靠自己的基本訓練來應急。曾經受過研究方法和生物化學方面訓練的新聞人員或者還好些，對於那些連病毒和細菌的分別也搞不清楚的記者，實在難為了他們，我們很難期望他們做出深入和帶有說服力的報導。

不少西方傳媒的醫療報導的記者，往往由醫生或學有專長的人員出任。香港號稱是國際大都市，難道在醫療報導方面卻可落後於人？禽流感、登革熱和非典型肺炎等疫症先後襲港，它們或會重臨，而其他新的疫症也或會爆發，再加上日常眾多的醫療衛生問題，這無疑是新聞界把醫療報導專門化的問題提上議事日程的時候。事實上，不但醫療衛生需要專門化，其他領域，像經濟、政治、教育、文化藝術等，又何嘗不是？

避忌中國沒有出路

不過，令人最擔憂的還是傳媒避忌中國的問題。在九七前，香港傳媒一向是中國報導的重鎮，備受國際傳媒的推許。回歸以後，隨著中國影響力的加強，加上自貶心態的衍生，不但特區政府有看中央臉色辦事的傾向，不少傳媒也因為壓力和利益而向中國政府進行自我審查，避免主動揭露敏感的政治問題和提出尖銳的批評。

在非典型肺炎的報導中，香港傳媒主動發掘中國消息的進取精神已經轉弱，如果不是中央改變封閉政策，恐怕情況會更惡劣。非典型肺炎在中國大陸爆發多時，但是香港傳媒沒有及時深入跟進，對中國官方的消息也照收無誤，最後要靠北京301醫院蔣彥永老醫生冒大風險向《時代週刊》說出真相，這才引發大陸一連串改弦更張的措施。蔣醫生原先把真相告知中央電視台和香港的鳳凰衛視，不過它們最終都沒有理睬。如果香港傳媒繼續對中國報導採取避忌的態度，恐怕將來更沒有人願意提供傳媒賴以為生的敏感消息。

從疫症危機中，我們看到中國和香港的事情有時很難再分清楚，中國不好，香港也不能獨善其身。為了香港好，也是為了中國好，香港傳媒應該把監督的範圍擴大至北京、廣東以至大陸其他地方。傳媒如果繼續畫地為牢，大陸和香港兩地不但會同時受害，最終連監督中國政府的責任也會為西方媒體代行。


自我審查的壓力

香港的傳媒有沒有監督中國政府的條件？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新聞自由已成了政治文化的內核，加上利益多元，社會受到國際注目，就算大陸對香港傳媒滿心不高興，一時之間也不能明目張膽向它們開刀。自回歸以來，只要傳媒願意，它們還是有選擇如何報導的自由。如果說香港沒有條件，大陸其他地方更不用提了。

但是，從近年傳媒的表現看來，我們不能不承認，隨著中國國力的壯大和統戰手段的運用，其政治和經濟影響力與日俱增，有傳媒已被間接收買，有的更主動交心，有更多的則實行自我審查。現在，基本法二十三條的立法已進入倒數階段，一旦通過執行，自我審查的壓力恐怕會大增，因為有關條例對國家機密、煽動、顛覆等概念都有抑制性的安排和詮釋，難免在新聞界產生寒蟬效應。

非典型肺炎的爆發提供了一個甚為有現實意義的案例。在疫症爆發初期，對中國政府而言，有關病情----尤其是軍方醫院的病情----無疑是國家高度機密。這次中央政府一改保守的常態，那香港傳媒就易有所為，但假如中央像過往一樣執迷不悟，那香港傳媒在二十三條的懸刀下將何去何從？如果說中央對人命攸關的疫症問題已經覺悟前非，那與財產攸關的經濟消息和與大眾利益攸關的政治消息，又將如何？這是香港傳媒遲早要面對的問題。

香港社會一向奉行法治，二十三條一旦立法，它對傳媒所產生的壓力不可等閒視之。當然，我們可以寄望中國傳媒政策進一步改革開放，使我們的擔憂變成多餘。事實上，中國傳媒的運作環境正經歷著巨大的變革，我們不宜等閒視之。不過，在中國實行新聞自由之前，香港的傳媒唯有以中國和香港的利益為依歸，繼續按專業精神如實報導，這樣才能繼續發揮監督政府的功能。在嚴苛的法例面前，新聞工作者和市民對新聞自由如不執著堅持、互相支援，恐怕沉默的螺旋將會進佔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