ＳＡＲＳ風暴與中國傳媒

薩斯（ＳＡＲＳ，香港譯作「沙士」）風暴正猛烈衝擊著中國的政治大廈，加速著民眾的覺醒，催生韝什磢熄C改革。當薩斯還在無情肆虐的時候，有志之士就已開始思索這場風暴對中國政治的潛在影響。筆者相信，薩斯的爆發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中國政府的傳媒政策，但其影響的深度和廣度，絕不會像人們現在期望的那樣樂觀。


改革的意義目的

新聞報導必須改革，這是在暴風雨來臨之前新的國家領導人發出的信號。雖然所謂的新聞改革，充其量是報導內容的平民化和報導手法的策略化，而絲毫不涉及新聞體制的改變，但畢竟昭示著最高決策層對新聞媒體與社會穩定與發展的關係，有了進一步的認識。當然我們不能忘記：統治者在本質上是拒絕改革的，除非這種改革是維繫其統治的最後選擇。因此說，這種自上而下的改革都是為了鞏固中央政權。

筆者承認，中國近現代史上的改革大都是在強大的外部壓力下啟動的，但今日中國社會改革的思想準備尚未完成。在今日中國，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影響還是相當深遠的。中國公眾未認識到無論是蘇共、中共的革命實踐，還是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進化，都無法證明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中國人還沒有廣泛接觸到「後馬克思主義」理論，因而無法獲知統治階層是不能單純依賴強制性國家機器來維持國家的長治久安的。事實上社會愈發達，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在維護社會秩序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就愈大；中國的執政黨還不能接受在強制性國家機器之下存在著一個由家庭、宗教、大眾及其他利益團體組成的「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理論現實，因而還不能容忍獨立於政治的傳媒、宗教和其他社會力量的存在。因此說，不砸爛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精神枷鎖，中國大陸就不會有實質性的政治改革和新聞體制改革。


擴展輿論空間

那麼傳統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淡出，是否會像其傳入中國那樣，需要一個漫長的歷史時期呢？筆者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為自廿世紀末，中國人普遍感受到的「信仰危機」，實質上就是傳統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失靈」；或者說，是舊的「普遍」(national-popular) 意識形態已經死亡而新的「普遍」意識形態尚未誕生。在此「普遍」意識形態缺位的歷史背景下，系統地開展「甚麼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啟蒙將會為中國未來的政治改革打下必要的理論基礎，將會極大地擴展輿論和信仰空間，將會帶來令人歡欣鼓舞的新世紀曙光！

薩斯風暴為中國政改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它會使政治精英和普通百姓都清醒地認識到知情權的國際化和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全球化，認識到國家與「社會」的對抗在某些條件下，會演變成一個民族國家與整個國際社會的對抗，認識到在資訊時代任何資訊封鎖都只能是局部的和暫時的，而一旦公眾瞭解到真相，政府及其控制下的傳媒的公信度就會急劇下降，國家在市民社會中的「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地位就會受到質疑和削弱，進而危及政府和執政黨的合法性基礎。而要挽回政府和傳媒的公信度，是要付出更大代價的！


中國傳媒價值何在？

據披露，在這場與薩斯的殊死搏鬥中，胡錦濤、溫家寶都喜歡「上網」。從積極方面看，這反映了新一代國家領導人貼近百姓重視民意的作風；從消極方面看，這說明了國家領導人對平面媒體的失望：執政黨的新聞政策導致新聞媒體既不能有效地傳達政府的意圖，又不能真實地反映現實民意，媒體的「不作為」還成了某些國內外政治勢力抨擊中共政府的證據。

另一方面，蔣彥永投書海外媒體不僅使中國政府陷於「被動」，更讓中國傳媒無地自容：中國傳媒的價值何在？最讓執政黨憂心的是，第一個蔣彥永站出來了，第二個、第三個蔣彥永會躍躍欲試；衛生界的蔣彥永忍無可忍了，教育界、金融界的蔣彥永正在摩拳擦掌！現實會讓政府明白：不僅公眾的知情權（the right to know）必須得到尊重，公眾的發言權（the right to express）也必須得到尊重。一旦公眾的知情權和發言權在國內得不到保障，公眾會「超越」國界到國際社會中尋求機會。在這種形勢下，決策者不得不在「被動」和「主動」 兩種媒體策略中抉擇，執政黨必須嚴肅地對待公共領域的建設問題：是像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那樣把傳媒作為公共領域來經營呢，還是像個別國家那樣在傳媒之外另闢新的公共領域呢？在這個事關執政黨權威和權力的重大問題上，中共政府是否又會強調中國特色呢？


執政者的醒覺

論者相信：執政者會逐漸明白傳媒機構已不再單純是國家的統治工具，國家已不能像以往那樣隨心所欲地操縱傳媒和輿論。在中國，國家和傳媒的分化趨勢將會緩慢但必然地呈現出來。

在新的形勢下，國家和傳媒之間可以是合作關係，這正是當今發達國家著力打造的管理模式。新的政策在出台前，都應在包括媒體在內的各種論壇上公開討論乃至辯論，讓利益不同甚至相對的各個階層，都充份發表自己的觀點。這種討論雖然增加了政策引入的成本，但是卻有利於達成最為廣泛的社會共識，從而降低政策貫徹與實施的成本；這種模式不僅不會削弱政府的權力和權威，反而會強化執政者的合法性基礎。

中國的執政黨會認識到國家應該把以往由政府承擔的某些職能（如監控環境、監督政府、瞭解民意、傳播知識、教育公眾），部份地轉移給傳媒，這樣會在某種程度上贏得傳媒和公眾合作，進而在不同意義上降低國家和政府的運行成本。但是中國的現實，決定了這種職能轉移將不會是一蹴而就，也不會是一帆風順的，而只能是分步驟逐漸完成。最初轉移的，將是暫時不會損害統治者根本利益但又是最為社會廣泛關注的職能。如果風暴之後出現此類變化，我們應為之大聲吶喊鼓勁以防止執政黨猶豫甚至退縮。筆者深信，大門一旦開啟是很難重新關閉的。


傳媒任重道遠

筆者曾在中國的大學G執掌教鞭十餘年，深知中國其他領域的知識份子思想麻木已經到了令人寒心的地步，在此形勢下傳媒業任重而道遠。我們必須義無反顧地擔負起思想啟蒙的歷史重任，讓更多的政客和民眾認識到新聞自由與資訊公開對於社會發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激勵來自草根階層的自發抗爭盡早轉化為自覺「鬥爭」，促使政治精英們早日認識到繼續實施新聞封鎖，會使上層建築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在這方面，先行一步的香港傳媒界，將能發揮更加積極、更加有效的影響。

薩斯風暴已使中國新聞改革具備了初步條件，但這絕非意味著改革會如期發生。況且，改革是個矢量，不僅有大小而且有方向。根據筆者分析，風暴過後政府對傳媒的控制會出現看似放鬆實則收緊的微妙局面。因此，為了中華民族的未來，讓我們廣大新聞工作者聯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