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台電話時事討論節目：聽眾、議題與意見質素——港台《千禧年代》的個案研究

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於二零零零年一月至四月，透過電話訪問和內容分析的方法，研究香港電台第一台的電話時事討論節目《千禧年代》，發現大部份聽眾以香港本體為討論基礎，最關注本地的經濟問題，對本港經濟狀況與政府政策普遍持不滿的態度，在表達意見時卻能理性的提出論據和具體建議。

回歸中國六年的香港仍然享有高度言論自由的權利，市民可以在不同場合，透過不同渠道或大眾傳媒，就政府政策或公共事務發表意見。在眾多新聞傳播媒體中，電台廣播具有快速、方便、無須傳訊者曾受教育或識字的優點，加上可以即時雙向溝通互動，所以成為不同年齡、教育程度及行業的市民大眾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和發表意見的上佳渠道。

香港目前有三個中文廣播電台----香港電台、商業電台和新城電台----而每個電台都設有兩個或以上的電話討論節目（phone-in programme），讓市民透過電話與節目主持人或其他聽眾，直接就某些特定的議題，在大氣電波中進行公開討論或發表意見。

當中，香港電台是政府全資擁有的傳播媒體，角色敏感：一方面有親政府人士希望港台發揮大眾傳播的功能，介紹解釋和推動政府政策，為政府喉舌；另一方面，也有聲音要求港台保持中立，堅守其監察政府和公共事務的角色，為民請命，為民喉舌。

以香港電台為例，每逢週日早上八時至十時播放的《千禧年代》，就以「不偏不倚，務求反映各階層意見」為宗旨，鼓勵市民發表意見；每日下午五時至八時，則設有另一電話時事討論節目《自由風自由phone》。


研究動機、目的及方法：

究竟廣播電台的電話時事討論節目提供了一個怎麼樣的場合和渠道、吸引了甚麼樣的聽眾、發表了涉及那些公共事務的意見、討論的質素又如何？換句話說，倘若《千禧年代》是個時事沙龍的節目，它究竟如何伸張言論自由、能否反映民意、如何反映？這正是本研究希望尋求的答案。

具體而言，本研究嘗試藉著深入分析《千禧年代》的節目內容，和訪問曾發表意見的聽眾，去解答以下的問題：

（一）究竟在大氣電波中參與公共 事務討論、願意發表個人意見的聽眾，具備怎麼樣的社會背景？
（二）他們最關心的公共事務與議 題是甚麼？
（三）在所關心的議題上，巿民採 取那種立場取向？
（四）這類討論和意見的質素是不 是理性和有建設性的？

為了達到上面列舉的四項研究目的，這個研究以電話訪問聽眾及分析節目的內容兩種方法，從觀眾和文本兩個角度進行綜合分析。

電話訪問部份從二零零零年一月八日開始，至四月五日共五十八天內每天早上節目播放的兩小時期間進行。

訪問內容則環繞聽眾的個人資料，包括職業、年齡、收入及教育程度，以量化方式去具體了解參與意見表達及討論人士的背景與聽眾類別。

節目內容的分析部份包括重聽研究期間的三個月節目內容，透過資料收集表及相關數據分析，去了解聽眾關心及討論過的新聞類別、新聞涉及的地區、評論的對象、意見的立場，和意見的質素。


研究結果與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在進行調查期間的五十八天內，平均每天有五十個聽眾致電港台，希望公開參與討論所關心的公共事務或議題，最多來電的一天，來電數量高達二百多個。

在這五十八天的直播節目中，一共有五百三十二位聽眾能夠參與討論和發表其個人意見，平均每天有九點三個聽眾可以在節目中發表意見；而最多聽眾在兩小時直播節目中表達意見的一天是三月七日，共有十九個聽眾成功爭取在該時段內就自己所關心的議題透過大氣電波表達自己的意見。在五百三十二位致電港台的聽眾中，本研究以電話訪問了五百零三位，成功率達94%。

從整體數據看，不同社會背景的聽眾都有相似的傾向，以香港本體為討論基礎，最關心的議題為本地經濟，主要的評論對象是政府的政策；較多聽眾對當時的經濟狀況與政府政策持不滿的態度，大部份聽眾在表達意見時都能理性的提出理據與分析。


聽眾的社會背景

若將港台《千禧年代》作為電台電話時事討論節目的代表，那麼，願意致電港台就自己關心的公共事務或議題表達意見的聽眾中，男性（N=318）多於女性（N=214），是六與四之比。

就教育程度來說，最多聽眾曾受中學教育，有二百二十五人（42%），曾受專上教育卻仍未領取學位者有八十六人（16%），曾受大學或以上教育的聽眾有一百四十九人（28%）。若將曾受大專的聽眾併在一起計算，則參與港台電話時事討論的聽眾大多數是曾經接受高等教育者（N=235；44%）。

數據顯示，聽眾的職業以專業人士居多，共一百二十六人（24%），其次是家庭主婦，共七十八人（15%），而行政人員也有四十九人，佔10%。

年齡方面，以四十一至五十歲的聽眾最多，有二百二十九人（46%），其次是三十一至四十歲的聽眾，有一百三十二人，佔25%。倘若將這兩組年齡的聽眾合併在一起計算，七成積極參與討論時事的港台聽眾都屬於較為成熟、穩重、較有經驗的年齡組別（N=361；68%）。（圖一）

至於收入方面，數據顯示，在五百三十二位曾參與討論時事的聽眾中，有一百一十一人不願意透露其個人收入，而願意透露其收入的四百二十一位聽眾中，有二百六十五人（63%）的每月收入屬於香港個人每月中位數的一萬元以上，一百五十六人（37%）的收入在中位數之下。仔細的分析顯示，每月收入在二萬元或以上的聽眾有一百六十二人，佔四百二十一人的38%。可見大部份參與《千禧年代》時事討論的聽眾都屬較高收入人士。


聽眾最關心的公共事務或議題

一般來說，議題對聽眾的切身關係愈大，就愈能吸引他們收聽節目的播放；若議題兼具爭論性涉及多元利益衝突，聽眾來電表達意見也就會愈多。在本研究進行的三個月期間，《千禧年代》節目時間內討論過的新聞議題共一百四十七條，可劃分為廿九個類別。其中港台聽眾最關注並曾公開討論的議題是本地經濟（N=121；23%）、本地政治（N=65；12%）、本地司法制度與問題（N=55；10%）、醫療衛生（N=50；9%）、公眾治安（N=30；6%）和勞工問題（N=24；5%）。在三個月的研究期內公開討論過五次或以下的議題有國際政治、生態環保、文化康樂潮流、老人事務、社會福利事務、科學科技與醫藥，和交通意外。而從未公開討論過的議題則包括軍事、國際經濟和公共基礎建設。換句話說，最多人討論的議題，都是對大多數市民大眾有切身關係的問題。而老人服務、社會福利事務、文化康樂潮流、生態環保和公共基礎建設只有極少的公開討論，相信與研究期內沒有涉及這些議題的新聞發生有關。


聽眾對評論對象的立場取向與評論質素

在評論公共事務的過程中，要保持「對事不對人」的「客觀」態度是十分困難的；事實上，在民主制度、問責文化和尋求真相的前提下，批評需要負責的人或機構是很難避免的。而研究期中，主要有十一類別的人或機構共三百九十三次成為被評論的對象；其中以政府、政府政策與官員（N=152；39%）成為眾矢之的；飲食條例、勞工條例和其他條例有四十四次（11%），成為第二最常被評論的對象；而醫療制度及服務成為第三最常被評論的對象（N=42；11%）。

一般來說，評論的立場取向可以是支持讚賞，或反對批評。本研究將評論的立場取向分類為「支持」、「反對」、「中立」、「混合」和「沒有立場取向」（圖二）。數據顯示，在五百三十二次評論中，雖然採取「反對」的立場取向最多（N=176；33%），卻跟「支持」（N=133；25%）和「中立」（N=167；31%）相差並不遠。這數據並不顯示港台聽眾中積極參與公共事務討論的人士，對各項議題的立場取向頗為均勻地分佈，而顯示了《千禧年代》的節目主持「成功」地將各項議題的不同立場取向納入這個電話時事討論的節目內。開設這個節目的目的若只是反映各種不同的立場和意見，而不是合乎比例地反映這些立場和意見，港台《千禧年代》算是十分稱職地達成節目目的。在這些意見中，反對政府、政府政策或官員的聲音共一百一十五把（22%），支持的聲音只有三十六把（7%），即反對與支持政府的聲音是三與一之比。

比較深入的分析顯示，在五百三十二位聽眾所提出的意見中，有四百一十一人（77%）在表達意見時提出理據，另外有一百零四人（20%）在發表意見後提出具體建議。換句話說，若將這兩類意見特徵歸納為「理性分析」，則絕大部份在《千禧年代》節目中發表的意見，質素都是十分高的。

同時，在這五百三十二份意見中，只闡釋自己個人的看法有四百一十七位（78%），附和節目主持人的看法的有五十九人（11%），反對節目主持人的立場有三十六人（7%）。這數據似乎顯示，無論節目主持人在各項議題上有沒有預設的立場取向，絕大部份聽眾沒有受到主持人的影響，有足夠空間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