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縱與連橫：香港電影業的百年盛衰

執筆之際，周星馳影片《功夫》正是城中一時話題。投資者哥倫比亞公司眼光準確，「以華制華」的投資策略攻佔了亞洲各市場；周星馳的眼光亦十分準確，選取「Kung Fu」這吸引外資的題旨，把喜劇與動作、懷舊與科技合一，攻佔西方市場。周星馳擅於經營名利，其精明商業頭腦實不下於他的攪笑創意。

其實，電影不單是一門藝術，它也是一種商品；既有商品，便有商戰。電影商戰的主戰場（絕不單是影片的製作質素）其實是在發行、放映這兩環節上。香港曾是（僅次於美國和印度）全球第三大的電影製作中心，其出口量更一度壓倒以內銷為主的印度，與美國分庭抗禮。香港這偏處一隅的城市也正好見證了影視業在製作、發行、上映三大戰場上激烈的合縱連橫。


香港電影的孕育

香港電影製作、發行、上映秩序的結合，其實要在二十年代才慢慢形成。電影在二十世紀初傳入香港時，「院商」 (戲院經營者)及「片主」 (影片製造者)的合作關係並不穩定，華人院商也不熱衷於投資本土製作以換取上映權。華人「院商」及「片主」的合作關係要到歐洲爆發第一次大戰後才出現。

早自電影傳入中國後，便冒現了上海、香港兩中心的雙軌發展，香港屈居上海之下。至中日戰爭爆發，上海資金和人才紛紛南逃香港，中國電影的重心才慢慢南移香江，南下影人也紛紛開展國語片製作及放映業。可是，戰後的香港國語片業既受制於左右兩派的政治角力，也被國、粵兩種方言的壁壘所困。長城、鳳凰、新聯等親左電影公司、永華等親右電影公司，不時均陷入經濟危機；左派影人的「讀書會」、右派影人的「自由總會」雖活躍於影圈，但兩派勢力卻始終敵不過市場。隨星馬資金慢慢流入香港影市後，左右兩派的電影勢力便漸退下火線，星馬資金追捧的粵語片亦一度成了香港電影外銷的主流。

隨戰後東南亞經濟富庶起來，星馬華僑對粵片的需求急增，星馬遂取代中國內地，成為港產片的最大市場。五、六十年代的粵語影壇，尤流行「賣片花」到星馬地區。在開戲之前，製片商只要以片名、卡士便可先行出售星馬版權，無本亦可依靠「賣片花」生利。片花潮下，粵語片工業流行小本製作，大量生產，年產達二百多部，香港電影的流行類型(功夫片、武俠片)早在這年代便全部冒現了。動作片興起後，對白變得次要，更有利港產片開拓非粵語區市場。此時粵片製作異常蓬勃，但蓬勃的背後，粵片工業的結構卻隱伏危機----在星馬熱錢充斥下，市面湧現無數小規模、山寨廠式的製作公司，以游擊戰術、小本快拍取勝；但隨六十年代末，東南亞民族運動興起，電影進口限制立即使熱錢消失，令「片花潮」迅速退下，沒有自己發行渠道的小型粵片製作商頓失財源支柱，香港粵片業亦在 六十年代末進入歷史低潮。


大片廠制、外判制的交替

步入六、七十年代，我們目睹香港電影業結構出現巨變：邵氏的片廠制度、嘉禾的外判制度迅速交替。有別於山寨廠式的粵語片工業，邵氏與電懋兩大片廠原為星馬的兩大發行商(陸運濤家族的國泰院線、邵逸夫家族的邵氏院線)，為穩定片源而北上香港，建立片廠，直接投資電影製作，其運作恰似荷里活的「垂直整合」形態 ---- 包辦了生產、發行、上映三大環節。

邵氏與國泰(旗下為電懋公司)兩雄稱霸，鬧出不少挖角爭奪和影片雙胞案，但亦帶動起國語片的黃金時期，大型片廠制被推至高峰。但自一九六四年，陸運濤在台灣撞機身亡後，電懋即不戰而潰；邵氏乘時一枝獨秀，壟斷了市場，邵氏除製作電影外，亦自行經營包含明珠、倫敦、翡翠、文華等戲院的兩組院線，採「鉗形攻勢」進佔影市。但自七十年代中，邵氏鋒芒卻漸被新興的嘉禾所掩蓋。

鄒文懷在一九七一年離開邵氏後，即成立嘉禾，設立院線，漸採用彈性方式外判製作，與李小龍的合作更是名利雙收。反觀邵氏片廠，卻遂漸停止流水作業生產電影，收縮電影業務，把院線租給潘迪生的德寶公司，邵逸夫亦轉向投資電視廣播。嘉禾電影的興起正好反映七十年代香港電影業的一項重大轉型 ：從邵氏代表的「片廠工場制」過渡到嘉禾代表的「外判式衛星公司」制度。隨嘉禾興起及邵逸夫轉營電視業，粵語片也在七十年代中復甦。電視與電影工業在人才、製作和組織各方面的結合也愈來愈緊密。

步入八十年代，嘉禾代表的外判制度漸成市場主流，以院線制度為基礎的產銷秩序亦漸鞏固，不少影圈外的投資者加入影市，組成院線，投資電影製作(如九巴雷氏家族的金公主、迪生公司潘迪生的德寶)。地產商陳榮美家族亦在八八年組成新寶院線。為穩定片源，這些院線公司都撥出資金支持電影製作，造成嘉禾、新藝城、德寶三院線鼎足而立的結面︰(一)嘉禾支持的徐克電影工作室、成龍的威禾、洪金寶的寶禾等公司；(二) 金公主院線支持麥嘉、黃百鳴、石天組成新藝城；(三) 潘迪生經營的德寶院線支持洪金寶、岑建勳成立德寶製作公司。以上製作公司的骨幹多是兄弟班（如袁家班、洪家班、麥當雄兄弟、黃百鳴與麥嘉），在院線老闆支持下製作電影，以出品人公司(投資者)與製作公司(生產者)合作攝製電影，並以影片的上映、賣埠、分紅權交換。這種製作方法與昔日邵氏片廠制度大不相同，片廠制消失後，經理人制度及製片人制度則應運而生。與此同時，電視工業亦為電影圈提供不少人才，造成「新浪潮」，壯大獨立製片大軍，這些以小本挑戰大財團的獨立電影公司，往往在短短數年內，便成為嘉禾、金公主等大財團的衛星公司。


兩岸三地的整合

自八十年代，香港電影工業與中國的聯繫漸變得緊密，港商嘗試利用聯營公司與內地片廠合作，透過內地廉價的製作成本、豐富的自然景色為本地電影業加入新元素。這種以院線制度為基礎的產銷秩序，正是八十年代香港電影製作與放映業暢旺的主因。但影業暢旺也令明星、導演、美術指導和動作指導薪酬急漲。隨製作成本上升，港商紛紛尋求台灣、韓國、印尼及其他東南亞資金支持，為討好外埠片商，港片多跟風拍攝新藝城式喜劇、黑社會及英雄片，電影工業漸被外埠市場牽著走。

台灣熱錢湧入亦造成九十年代香港影業的高峰和低潮。步入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台灣及韓國熱錢紛紛湧入，造成「賣片花」熱潮。在九十年代初，如每部劉德華及李連杰的影片皆可在韓國賣得一百至一百五十萬美元版權費，而熱錢湧入亦令影業急劇擴張：原以院線為基礎的產銷秩序在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二 年間急劇膨脹。除金公主、金聲、新寶、嘉禾院線外，永高及東方院線亦先後在 一九九二 及 一九九四年加入戰圈，港產片院線多達五組，以每院線全年需片三十部計，五條院線每年便急需影片一百五十部，供過於求造成影市嚴重超載，票房下跌，在跟風拍片循環下，明星片酬再被搶高，更一度導致台灣片商杯葛港星，抵制港片。隨影片製作與院線秩序脫鉤，不少電影公司和院線被迫結業，影市異常蕭條，情形類似六十年代香港粵語片的「片花」潮。熱錢令影業急劇擴張，待票房大跌，熱錢知難而退後，市場又迅速萎縮，影片產量亦由一九九二年的三百多部下跌至一九九七年的少於一百部，部份影圈中人更宣稱「香港電影已死」。


多變複雜的新秩序

在九十年代後期，媒介日新月異，電影放映形式亦經歷革命性改變，電影傳統的播映流程和回本週期出現了戲劇性變化，影片從戲院獲得的盈利持續下跌，反而從影碟、影帶、電視版權獲得的收益卻持續上升，推翻了戲院作為「第一窗戶」的優勢；戲院商作為電影投資人的優勢亦隨之動搖，影業市場不再是以戲院放映為主導。為穩定片源，美亞、海岸、中國星及東方魅力等影碟、影帶、網頁公司也一度投資電影製作。一九九九年末，東方魅力及中國星更抓緊網股熱潮，趁股價飆升在市場吸取大量資金，並把部份熱錢轉化為電影及電視製作的資本，以「內容供應商」姿態投入影視業。這些公司的集資方法不盡相同，但都極欲建立一個「垂直整合」架構，包攬製作、發行及上映三環節，只是在九十年代，所謂「垂直整合」中的上映環節已不單指戲院上畫，所謂「上映」的含義己變得很複雜了。

步入廿一世紀，「去國多年」的香港電影遇上身份危機，面對巿場困局，憧憬扣開中國大門，在國內開墾自己的應許地，而影視業在製作、發行、上映三戰場上的合縱連橫，亦移師到一個更幅原廣大、政治因素更多變複雜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