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樂晴樓槍擊案看「省港旗兵」在媒介中之轉喻建構和運用

　　九龍啟晴邨樂晴樓槍擊案引起全城注目，相關新聞之文字報道篇數截至2014年6月6日見255條，其中13條涉及以「省港旗兵」，甚至是新聞主題。「省港旗兵」概念源自1984年同名港產電影，自此，大家均以「省港旗兵」來形容大陸來港犯案的悍匪。自1984年至今，悠悠三十載，「省港旗兵」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以作為一種敘事學中轉喻意義，依然未有變改。這個現象到底如何建構起來，如何成為我們生活中的語言用詞，另一近義詞「大圈仔」其延續力為何不及「省港旗兵」。本文擬這方面切入說明。

　　九龍啟晴邨樂晴樓於2014年6月1日深夜發生槍擊案，一名姓廖中年男子遭轟三槍，當場死亡。警方當晚出動逾150名警力，大規模搜捕疑兇。據報道指出，當晚鎖定疑兇於十樓之寓所，警方部署逾十小時，於翌日以特別任務連為先鋒，特攻疑兇寓所，其時疑兇懷疑已吞槍自殺。本文所關注者，乃媒體訪問一名目擊者時，該名目擊者問及其對疑兇之印象時，他以「省港旗兵」四字來形容疑兇。筆者相信大部分港人均瞭解到「省港旗兵」之意義；「省港旗兵」作為來自大陸的悍匪的別稱，過去三十年來一直發揮著某種敘事轉喻之功能，甚至成為我們的日常用語。

轉喻是一種聯想

　　常言含蓄為貴，語言文字需要一些曲筆或比喻說明，才能讓文章和語言更美，也是一種美之展現，也是一種修辭運用和概念。這類比喻手法可分為隱喻(Metaphor)與轉喻(Metonymy)。Arther Asa Berger指出，隱喻是以人們實實在在的主體和它所比喻的代用詞之間，其所發現的相擬性為基礎，並通用一般意義以曲筆表達事物或人之情感或行為者。這是一種類比的方法，例子方面，玫瑰類喻成愛情，流水比作時間之流逝等。轉喻則是一種聯想的方法；其以主體和其代用詞之間的接近或相關的聯想為基礎，從字面上而言，其指涉性不直接，甚至不按常識取其意義，甚至沒有一般關聯性。轉喻是一種概念現象，也是認知和學習過程，同時，讀者瞭解敘事主題之當兒，亦透視著某個群體或者世界的點滴。然而，轉喻之建構並非僅僅以我們的常識為基礎，其需要認識過程，最終達至共識。「認識過程」往往由文本本身或者當下現實所建構出來。董小英《叙事學的學理及理解的原理》一書指出，作者及讀者均得以某種陳述慣例及結構，以創造和描述之，讀者則以大家所共識結構來了解，若沒有這共同的結構，則沒有造就轉喻之呈現，如我們日常所使用成語，又或者當下的現實情況，如北京代表中國政府，華盛頓代表美國政府。學者陸儉明〈漢語修辭研究深化的空間〉一文中指出：「隱喻和轉喻對於人類的認知和語言起這樣兩種作用:一是不斷提供看待和描述事物的新視角;一是不斷增添詞語的新的意義。」正如上述所言，其讓語言和文字顯得更美，也是一種美學的審美觀。

　　轉喻亦應用於敘事學說明；熱拉爾·熱奈特(Gérard Genette)《轉喻(從修辭格到虛構)》一書開啟這道分析方向，其中由轉喻概念引入敘述學分析。Laurel Richardson指出，敘事學乃人類用善於我們生活經驗，以重組成為一種具意義片段。學者Theresa Catalano和Linda R.Waugh在"The ideologies behind newspaper crime reports of Latinos and Wall Street/CEOs: a critical analysis of metonymy in text and image"一文亦指出，隱喻和轉喻在新聞、媒介和日常語境中發揮重要的功能，轉喻更有助於大眾建構公共概念。如是，「省港旗兵」從一部電影以建構其轉喻之意義，同時成為我們日常語言和概念之一部分。

　　「省港旗兵」源自1984年上映之同名電影，其框架著內涵意義，自此「省港旗兵」轉喻成我們意指內地或大陸來港犯案的持械悍匪之代名詞。三十年後，媒介或新聞仍然樂於使用「省港旗兵」作為某種轉喻之說明。過去五年，新聞報道中以2009至2013年算，每年平均近30至逾40篇報道使用過「省港旗兵」一詞(詳見附表1)。部分報道之標題更直接使用「省港旗兵」；例子見《太陽報》(2013-05-30)，題為〈省港旗兵圖劫3600萬手機〉；又見《東方日報》(2013-09-15)，題為〈七省港旗兵血戰圍捕警〉；又見《明報》(2013-12-30)，題為〈省港旗兵劫表行白日快閃槌破窗〉。

　　「省港旗兵」自1984年起成為大陸持械悍匪之代用詞；但電影《省港旗兵》上映前，其實另見一個相關敘事轉喻以表達相關的內涵，這是「大圈仔」。但「大圈仔」跟「省港旗兵」卻有著某種微調之不同意義。蒲鋒在〈圈出圈入- 「大圈仔」在香港黑片的敘事功能〉一文中指出，從電影《大路強人》(1978)起，便在大眾印象中建構出「大圈仔」的形象。「大圈仔」的內涵為何。蒲鋒轉引自章盛資料指出，「大圈」意指廣東省省城，其涉及黑社會勢力，其強悍且倔強。《大路強人》正正建構著「大圈仔」那份倔強作風。

　　《大路強人》公映於1978年，六年後另一個電影《省港旗兵》上映，針對內地或大陸來港犯案的持械劫悍匪，其轉喻成另一個新用詞，同時微調地改變了其意義。《省港旗兵》講述一群大陸來港犯案的持械劫悍匪，他們並不是一般黑社會份子，不僅強悍倔強，而且實力強橫，擁有強大火力，甚至更勝諸於警方；同時，他們來港犯案，從不久留，他們都是過客；其跟「大圈仔」有著不同之方方面面，「大圈仔」來港棲身，以其背景僅僅建構一種不同於本土派別之黑社會。

從社會當下的現實性說明

　　無論「大圈仔」，還是「省港旗兵」，其並非莫名且全然地虛構出來的人物或東西，而是基於某種現實性。「大圈仔」的背景是七十年代。其時政府推出抵壘政策(Touch Base Policy)。抵壘政策是港英政府針對來自大陸非法入境者所制定的的政策，其實施於1974年11月，凡大陸非法入境者能到界限街以南報到，便可獲香港居民身份。其實偷渡潮自五十年代以還一直沒有停止過；但自六七以後，港英政府改變殖民政策，從社會民生入手，推出大型基建、新市鎮到居屋等一系列措施，以改善港人的生活，以緩和其對社會之不滿。相關措施展開後，政府便著手疏理非法入境者之問題；同時，自文革後，大陸偷渡者每日達五千人，1980年首八個月，來港人口約9.1萬人；本港於1969年人口約有390萬人，至1979年已急增至501.7萬，壓力十分大，政府必須說明自己的立場，並以措施處理偷渡者的身份問題。抵壘政策便應運而生。大圈仔亦在這個背景下闖進本港的生活空間。

　　偷渡潮緩和以後，內地於1979年實行改革開放，中港之間的交往變得活躍，同時造就一批新「大圈仔」來港，這就是今天我們所瞭解的「省港旗兵」。本港於八十年代初，中英政府展開本港九七問題談判，社會一度變得不穩定，本港亦出移民潮。當時，香港社會在現實中確實發生了不少嚴重的持械行劫案，不但劫去珠寶財物，更造成傷亡；其以1984年1月中環寶生銀行解款車案最為關注，四名匪徒持械行劫，劫走1.4億日圓（當時折算約為460萬港元），匪徒隨即逃往北角方向；其間員警跟匪徒槍戰，流彈擊斃一名20歲少女。到了同年2月，員警攻堅大坑浣紗街，以圍捕這批賊人，雙方開火逾60起，匪徒最終落網。

　　本港影評家蒲鋒認為，電影《省港旗兵》或多或少受到這宗案件所啓發，以拍成電影。據《省港旗兵》導演麥當雄所言，這部電影創作自一次康城之旅，他在猜想如果一批匪徒利用旅行團作掩飾，途中犯案，然後逃之夭夭，故事性不錯，如是便展開了相關電影創作。但這團「旅人」的目的地不是康城，而是香港。姑勿論如何，任何在地創作人總受到一些在地的人和事所影響，麥當雄被譽為犯罪片天王，他對現實的罪案新聞必有所聞，如是蒲鋒的看法自見其理。《省港旗兵》作為一部針對新「大圈仔」的故事，票房成功之餘，亦意外地建構了一個全新轉喻詞，這是「省港旗兵」。自此，「省港旗兵」成為意指大陸來港犯案的悍匪轉喻說明。

　　然而，「省港旗兵」自1984以來，內涵沒有明顯地變化，亦沒有新轉喻詞以替代之，理由為何。本文試從從社會當下的現實性方面切入說明，即從現實中的持械劫案的實況來分析。本港持械劫案之實況於八十年代一直高企，每年約二十宗；從1980年至1986年，平均約23宗；到了1987年見14宗，1988年則上升至19宗；但是到了九十年代，數字開始下降，1996年7宗，1997年回升至13宗，但自此數字一直下降；到了2006年更沒有持械劫案的記錄，直至2013年情況如是。流行文化往往以曲線反映社會現實為要，如是電影作為一種流行文化，自然沒有相關取材可用諸於電影創作，又或者，港人的關注的焦點已經從治安轉至其他的生活方面。

　　「省港旗兵」的內涵意義一直停留在1984年，「省港旗兵」作為中港之間的話題，是否成為過去的記憶。今天我們跟大陸來客的關注話題，已不是治安問題，而是隨處便溺和奶粉不足。大陸客如今變得富裕，不會來港打劫，取而代之者乃來港購物，我們已不擔心他們來港犯案，但卻不滿意於他們財大氣粗，甚至不守文明規範，隨意在店舖或街上便溺，又或者是造成公共空間擠壓，甚至奶粉不足等。前者人命關天，後者是生活態度之落差或矛盾，甚至是口角爭辯；然而，從悍匪到旅人，其是否有著質之不同，還只是一種諷刺。

表1：過去五年新聞報道使用「省港旗兵」用詞之統計

*2013年相關新聞量上升，乃當年有三宗新聞涉及省港旗兵的元素所致。其於2013年12月30日，一宗尖沙咀劫案，三名賊人用大鐵槌行勢劫去28隻名表，共值910萬元名。另一宗於發生於8月，六名「省港旗兵」爆竊香港仔一家珠寶行。另一宗新聞跟劫案無關，但卻跟電影《省港旗兵》相涉；其於11月影星劉嘉玲在一個電影綜藝節目《最佳女主角》談及當年被擄事件，主要乃她不肯接拍電影《省港旗兵》所致，結果相繼報道。其後《省港旗兵》監製蕭若元回應，劉嘉玲記錯了電影的名字，其再次引起媒介注意，再一次爭相報道。如是引致當年涉及「省港旗兵」之報道大幅上升。反觀2009至2012年，涉及「省港旗兵」者多及討論中港問題或電影文化為要，劫案嚴重性亦不及上述於2013年兩宗，媒介報道量自然不多。

表2：本港持械行劫及類似手槍物體統計

*〈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Crime Statistics in 1998                                                                                                           
資料來源：警務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