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學者型的新聞人—吳惠連先生

　　資深新聞人，美國史丹福大學新聞學教授吳惠連先生（William F. Woo），因癌症於四月十二日在史丹福帕羅阿托家中去世，享年六十九歲。

　　史丹福大學失去了一位最為學子愛戴的老師，中國大陸和香港的新聞界也失了一個良師益友。吳先生在一九九九年出任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的訪問教授，曾受聘於香港學術評審局，為珠海學院新聞系申請學位資格擔任評審委員，他關心中國新聞業與新聞教育的發展，在香港和內地有很多親戚、朋友、學生。人們叫他做「Bill」。

　　我首次知道 Bill 是在一九九零年，他獲得美國亞裔記者協會（ＡＡＪＡ）頒發終身成就獎，當時，他是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斯信使報》的總編輯，第一位美國主流大報總編輯的亞裔，也是該報第一位非普利策家族的總編。前任是創辦普利策獎以及這份報紙的傳奇人物約瑟夫．普利策及他的兒子和孫子。

　　一九九六年再在媒體上看到Bill的名字，美國新聞界亂成一團，市場化的壓力如烏雲壓頂。在中西部，底特律市一家大報千餘記者編輯舉行罷工；在南方，《聖路易斯信使報》換了出版人，要走比較商業化的路線。同年，Bill被逼離開《信使報》，到史丹福大學教學。

　　兩年後一九九八年的六月，我準備到港大創建新聞課程，聽到Bill在香港回歸時曾花了三個月在港考察香港的新聞自由和有關問題，還寫了個報告。我打電話和素未謀面的Bill談了整整一小時，談香港，新聞，中國......。我們同意香港的新聞自由前景固然值得關注，但更要提高專業水平，為新聞業提供支援。

　　一九九九年八月，Bill成為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的首位訪問教授，那時中心寄居在鄧志昂樓的兩個房間，臨時借了劉靖之教授的辦公室給Bill使用。那年夏天，Bill和我策劃課程，聯繫老師。香港是中國最自由的土地，我們沒說，但都瞭解香港與大陸血脈相連，香港任重道遠。

　　香港之旅點燃了他的中國情懷，其後Bill總抽時間每年一兩次來香港和中國大陸各地講學，為像我這樣為新聞教育苦幹的人打氣。二零零一年底，他到五個大陸城市講學，在上海、廣州、成都等地談「九一一」事件對美國報業的影響。Bill 強調，不論面臨何種挑戰，準確、公正、客觀性等原則仍然是新聞業的基石。

中國情結

　　Bill的中國情懷，源自父親吳嘉棠－一個三十年代在密蘇里新聞學院取得新聞碩士學位的上海名報人。吳和Bill的母親－一位堪薩斯姑娘在密蘇里大學相遇，因為當時州內禁止與有色人種通婚的法律，兩口子要到北方註冊登記。學成的吳嘉棠與妻子回到上海，一九三六年生了長子惠連。他在上海聖約翰大學擔任新聞系主任，並同時擔任了《申報》的採訪部主任以及《大美晚報》主編，在一九四零年代的上海名噪一時。抗戰期間，吳嘉棠還因反對汪精衛政權而被列入黑名單，遭到通緝，一家人逃難寄居於上海當時最高的旅館國際飯店。

　　Bill常提到父親，文章也愛講和父親一起不多的日子。Bill出生那天，上海在日軍攻擊下到處起火，做編輯的父親把要臨盆的妻子送到醫院門前，轉身趕去主持採訪突發的大新聞，曾是記者的母親，只好自己步進產房。

　　在給學生的信中，也提到戰時在上海的淪陷區，才幾歲的他看著戰機從頂上飛過、美國空軍投下炸彈的情景。但他最不能忘記的還是父親。戰爭結束了，父母的婚姻也劃上了句號。母親好不容易安排了乘搭從戰艦改裝的客輪去美國，家人都來碼頭送行－祖父母、叔叔阿姨、僕人和朋友們，只有父親沒來。

　　Bill寫說，「當我問父親在哪裡時，有人說他在辦公室。他們說他很忙，搞報紙就是這樣子。」

　　「我的一生，投身新聞讓我最為驕傲，新聞是我的最愛，我父親的妻子要生產了，兒子遠渡重洋，可能終生不會再見－但對父親來說，新聞對他太重要了，對妻子、兒子的責任都沒關係。」

　　「我想學父親一樣偉大，但我慢慢地有不同的看法，可能是因為我也做了父親，我成為了人類的一份子......無論你像我一樣幹了四十年新聞，還是只做了很短時間，最關鍵的是你在一生中，做記者的光景有限，但做人是一生的。歸根到底，『你是個什麼樣的人』這問題的重要性，大過於『你成了什麼樣的記者。』

學者型的新聞人

　　二戰之後，吳惠連和他母親搬到堪薩斯州。吳在堪薩斯州讀了高中，一九五六年他還在讀大學時，就在《堪薩斯城星報》做記者，一九五七年被正式聘用。一九六二年加入《聖路易斯信使報》，歷任該報記者、駐外記者、華盛頓特派員、專欄作家、社論版主編和總編。在該報三十四年中，吳曾經三度被提名普利策獎和獲選入圍：一九七一年的全國性報導獎、一九七七年的外國報導獎和一九九一年的評論獎。

　　Bill是新聞界的先行者－哈佛大學尼曼獎學人、美國廣播電視大獎皮博迪（Peabody）獎的全國顧問委員會成員、普利策獎多屆的評委、美國報業編輯協會以及美國報業研究所的委員、白宮學人委員，並在一九九一年獲得了密蘇里新聞學院的榮譽金獎。

　　Bill在去世的數星期前，還在堅持教學。他也是史丹福大學傳播學院新聞研究生部的代主任。他為人低調，連ＡＡＪＡ的頒獎宴會也沒出席；皮博迪獎每年評審，喬治亞州州長在官邸為評審委員設宴，他避之不及。去世後人們發現他生前打動了無數個圈子G無數的人，同事、新聞界、學生、學界、政界、香港、中國大陸、東歐。《聖荷塞信使報》在網上開了一個悼念網頁（http://www.legacy.com/MercuryNews/DeathNotices.asp?Page=LifeStory&PersonID=17401744），上面的留言讓人心碎。約瑟夫．普利策的遺孀艾蜜莉．普利策說：吳先生是「一位偉人和一名偉大的記者。他和我丈夫關係密切，多年在一起討論報紙的方向，共同決定《信使報》的前途和命運。」

　　《信使報》的發行人特倫斯．埃格爾說：吳惠連是一個「真正的紳士」－「他發自內心地熱愛《信使報》，是一位專注負責的編輯、文筆優美的作家。他經常與我們分享對社會、生活尤其是家庭的思考，對《信使報》和我們行業來說，這真是悲傷的一天。」

　　去世前一年，Bill整理了他的專欄文章。滿滿的的八頁目錄，細讀之下才發覺其實我對他知之甚少。原來Bill最愛莫札特，他的文章常引述文學作家，如E. M. Forster（福斯特），T. S. Eliot（艾略特）。我們太V忙了，只夠時間談新聞的話題。

　　在生命最後的幾年，Bill花了很多時間沉思西方新聞業的危機以及其背後的結構性問題。他是一個學者型的新聞人，每一個熱愛新聞，善良和熱愛生命的人都會懷念他。


＊後按：吳惠連先生的家人懇請親友將紀念性的捐予贈款歸香港大學，成立「吳惠連新聞教育紀念基金」，以資助中國大陸的新聞記者或學生到香港和美國進修。支票抬頭請寫「香港大學」，請註明捐給「吳惠連新聞教育基金」，寄「香港薄扶林道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