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通識的教與學：踏上「香港新高中學制」渡輪前的思考

　　這個暑假不太「懶」（中文科老師，請別生氣），前前後後發生的、看見的、聽見的事，逼使腦筋由緩慢至急速地轉彎，要尋個道理、找個答案、覓個究竟。
有人說，解決問題的「時間表如何修訂，路線圖如何繪畫」，在乎你的立場、觀點與角度。因此，為求助你「客觀一點」思考，在這裡談傳媒通識教學，先告訴你，我頭上戴的帽子、手上拿的兵器，和背負的包袱是甚麼。
　　雖然我在大專教學團隊中的兼職角色微不足道，好好醜醜，也算是有份參與協助中學老師準備執教通識科的導師之一。人之患，好為人師。與中學老師並肩準備「新高中學制」通識科的實施，心態固然是同舟共濟；實況是坐在「昨夜的渡輪上」，思考今天在教學層面碰到的難處和挑戰，和預期將至的喜悅。溫故知新，且戰且學。
　　
「夜渡欄河再倚 ..... 甦醒何妨從頭開始」
　　正如香港課程發展會主席、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黃玉山教授在某研討會上指出，新高中課程設計的要點是，一方面在減少學生參加公開試次數的前提下，擴闊他們視野和穩固通用基礎知識；另一方面是使同學有騰出來的時間作全方位學習和從事個人發展，而校方則在課程上積極提供多元、均衡和靈活的跨學科學習平台。他認為要具體達成這些改革目標，關鍵在於大學扮演的伙伴角色是否配合得宜。我同意。
　　通識科作為落實新高中課程理念的核心工具，在教與學上，不少中學老師都有一份「摸著石頭過河」的憂慮。正因為中學老師絕大多數是在舊高中課程裡長大，強調分析、批判和整合三位一體的跨學科學習（註：跨學科是一個方便但粗疏的華文翻譯，在本文的應用上包括了multi-disciplinary, inter-disciplinary & trans-disciplinary三種學問層次。），對他們來說，這東西是有點匪夷所思的。更大的問題是，舊高中和大學本科的教育，仍然停留在趕學 「習」的層次，而非做學「問」的培養。似乎，真正做學問只是哲學碩士研究生（M.Phil）和博士生的事。
　　猶記得，筆者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系讀研究院的第一個學期，上的是李少南教授開的「傳播學的多科際整合取向」討論課，一學期十三週，每星期討論一門學科與傳播的關係，哲學、歷史學、文學、經濟學、管理學、市場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生物學、心理學、輔導學等等。據說，這門獨特而超前時代的課，是美國傳播學鼻祖宣偉伯教授（Wilbur Schramm），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前來香港協助中文大學開辦傳播學研究院課程時，指定要有的必修科。背後的理念是傳播學正位於目前人類眾多學問溝通往返的十字路口（crossroads）和學科整合的交匯處。那時，「通識」的概念還未家傳戶曉，但傳播學早已定位為一種跨學科的知識訓練。
　　據筆者個人的「偏」見，縱然新聞記者和傳媒人沒有受過「制度化的通識」訓練，他們面對諸如「全球化」、中國和香港的「社會與文化」、「公共衛生」、「環境與科技」等科目，如果作為通識科學生，他們大多數是舉重若輕的。究其原因，不論在職或在大學，認真的新聞和傳媒工作訓練，本身便蘊含著跨科通識學習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發「問」的觸覺，和收集及處理資訊的技巧。
　　新聞傳媒人所長的，就是不少中學通識老師感頭痛的，即沒有教科書，要自行搜集資料作教材、要留意時事和社會議題、要不斷理解和評論不同的新觀點和分析利益所在，而且永遠沒有標準答案。
　　
世事難料，足球和頭都是圓的
　　世界盃開賽前，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在《香港家書》電台節目中以「波是圓的」，述說政治、社會、人生乃變幻莫測，正如足球是圓的，要知結果，直等到最後一秒鐘。這名句哲理之深妙，在螢光幕上給法國足球先生施丹的「無厘頭槌」一擊，頓然「名上加名」，升價千倍。不單賽果和事情的發展往往出人意表，如何闡釋一個「頭槌」現象，答案正確與否肯定沒有標準，亦正如「一覽眾山小」的商台節目主持人陶傑所言，如何處理這個問題本身就是「通識」。通識之道，尤如「波是圓的，點踢都得」，天份之外，就是多踢、多踢、再多踢。當然，通識教育的基礎學習方法是多看、多聽、多接觸不同資訊，加上多想、多講和多寫自己的分析和見解。不過，至於多點收聽《光明頂》一類電台節目，能否有助學習「通識」，還要留待香港大學的吳俊雄、嶺南大學許寶強、中文大學的呂大樂或馬傑偉等「文化研究及通識教育」前輩提供學術上的定奪。
　　我關心的是一些中學老師的慨歎。就是他們聽傳媒界名嘴在咪前對社會時事和文化的月旦，或多或少產生了可望而不可即的感覺，傾向自我誤導「通識」是教不來的，學不精的，相信若把「通識」作為學科，評核之弊，更是千瘡百孔，因為從某角度而論，「波是圓的，點踢都得」-「通識就是吹水」。

「踢爆吹水」的迷思，以傳媒通識為例
　　如眾所周知，像本文起首套用的「不太懶（冷）」食字伎倆和「吹水」、「踢爆」等傳媒俚語，不獨是中文老師教學上極力針對的問題，更是傳媒通識科要發「問」題的地方。然而，兩者關係如何，教「通識」的老師又要注意甚麼呢？當然不是答案的內容，而是如何建立分析現象的架構或稱討論範疇，與及怎樣協助學生有效地聚焦回答研究架構內的問題。文字表達、分析、綜合及評估等是學習的共通能力（generic skills of learning），自小培養，日後會否應用在考錄政務主任的筆試上，純屬精英的個人選擇，但在高中的通識科，學生能否掌握「傳媒與我們之關係」的思維方式，就是傳媒通識貫徹普及教育理念的成敗所在。
　　日新月異，傳媒與我們固然每天都在變，但分析流動的現象，可運用的學術理念和研究架構之演化，相對來說是緩慢的，大抵來說，是一種大學知識的下滴效應（dribble down effect），是可以學得來的，這就是消除「通識迷思」恐懼的第一步。
　　不論是資料的整合推演、批判思考，抑或建構甚至「解構」現象，通識教育都是有學習目標和框架的，絕非心不在焉的「漫遊」和東拉西扯、廢話連篇的「吹水」。顯著的分別是這種新學制採用的通識框架，不是以往所謂鐵板一塊、考試導向的「是你不是」(syllabus／課程綱要)，「是你要考的東西，才教才讀才背，不是就一聲Hi，一聲Bye好了」。著重建立靈活有彈性的概念架構是以「問題為本」的學「問」模式（problem-based learning），甚麼要教要讀和要「背」，取捨的標準是它會否有助我們更好地了解和回答某類或某個領域的問題。學習如何判斷甚麼有助解題，本身就是「學會學習」（learning to learn）的重要一環。明白這點，是走出胡思亂想的「通識迷宮」的第二步。
　　具體而言，目前的中學通識課程，傳媒專題教育要同學掌握的，是以下三大討論範疇：第一，對個人來說，傳媒如何及傳遞了那些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包括對人際關係和身份認同諸如性別、社群和民族家國的影響）？第二，在本土和國際層面，傳媒如何影響社會發展和變遷（例如流行文化、環境和政制），反過來政治、經濟和文化又如何影響（香港）傳媒的運作和質素？最後，自己作為社會公民，針對傳媒這種社會制度，可以怎樣和應該如何參與？別人呢？
　　準備執教傳媒通識的中學老師，請不要被網上流傳的「巴士阿叔通識學」、「森美小儀通識學」和「婦人治港通識學」搞得頭暈轉向，膽戰心驚。這些雜踏多姿的討論來來去去都是以上述問題架構，回應潮流現象的「論述」。大家多讀幾篇社會學、文化研究和傳媒認知（或稱為傳媒識讀、媒體素養、媒體公民教育，即media literacy）這類課本和理論文章，也可跟得上，不必望而生畏。相反，我們不妨用評閱通識考卷的方式，檢驗一下這些傳媒文化人（包括筆者這篇文章）講的寫的是否掌握事實資料，從而構成有效度、有理據的論點。對於富爭議性和複雜性的議題，有否以多個角度去審視和評鑑各類信念和看法。當然，很多時候，傳媒文化人有敏銳的時事觸覺、生花的妙筆，但限於死線和篇幅所限，討論是極偏頗的。更差勁的是只有一知半解但能唬人的概念，和吸引讀者和聽眾的噱頭，這些所謂「忽然通識」的產品，是通識科學習路上的最佳反面教材和批判對象。

真正的「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如何可能？
　　回想今年四月杜鵑花開，中學高考和大學本科考試來臨之際，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美。他在白宮餐會上引用了杜甫「望岳」的詩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來表達中國會以長程的觀點來審視國際問題、社會機遇和時代變遷帶來的挑戰。目前，香港新高中課程改革也面對一連串的問題、挑戰和機遇，分別是我們有沒有以長遠眼光開展對改善香港教育的期望。三改四的大學學制，真的能配合中學通識改革的努力嗎？還是會把學生打回原狀，徒然讓大學生騰出更多空餘時間來賺外快，是我作為大學教育團隊的一份子，踏上「香港新高中學制」的渡輪前夕，心中更大的隱憂。
　　補充一句，在《傳媒透視》談通識是合情合理的。須知道，教統局課程發展組委託香港理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編寫的《綜合人文科（中四至中五）學習資源冊：選修單元三--大眾傳媒與現代文化的關係》，當中就節錄了多篇發表於《傳媒透視》的文章作討論範例，例如包括有香港理工大學的何國良、香港浸會大學的陳家華、李月蓮和嶺南大學的梁旭明撰寫的評論或研究，與及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鍾庭耀和彭嘉麗發表的電視節目欣賞指數調查等等。換句話說，《傳媒透視》在香港「新高中學制」通識科的教學發展路上，早已留下幾個足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