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短信—非官方話語的主要載體

2006-08-15
 
  隨著第一條短信於一九九二年在英國的成功發送,手機短信在世界範圍內、特別是歐洲和亞洲地區發展速度迅猛。而在所有的亞洲國家中,中國經歷了手機用戶和手機短信最快速的增長,短信發送量從二零零一年的一百九十億條猛增到二零零五年的15690億條,佔世界一半以上的份額。僅二零零四年農曆新年的七天時間G,就有超過一百億的短信被發出。
  是甚麼原因促使手機短信服務在中國大陸的迅猛發展,使之成為一個重要的交流和傳播工具呢?經濟原因首當其衝。中國大陸發送手機短信的收費是全世界最低的--僅為0.1元,相對於手機通話費便宜很多,而短信提供商的各種促銷手段,也對短信的瘋狂增長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除了經濟實惠之外,短信宜存儲、可以反覆查看的功能都不受用戶手機關機、繁忙、故障和漫遊等因素的限制,從而保證了資訊傳遞的暢通性。
  另外,被剝奪了大眾傳播工具長達幾十年之久的中國人,在短信提供的平台上獲得了多方面需求的滿足。對於中國人來說,發短信既可以彰顯文采,又可以社交娛樂。
  對於大陸社會而言,手機短信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功能:充當了「非官方話語」的主要載體。通過短信,人們可以傳播在其他媒體上嚴令禁止的內容,如政治諷刺、私生活和黃色笑話等等。這些內容的大範圍傳播,在被政府嚴格監察的傳統媒體--諸如報紙、電視上是無法想像的。

非官方話語空間的誕生
  大陸非官方話語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臨近結束之時。對毛主席和共產黨盲目崇拜的中國人開始從噩夢中驚醒過來,而伴隨著「天安門事件」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紛紛解體,對大陸政治體制的置疑和反對之聲也日漸高漲。正是那時,大陸開始形成兩種截然相反的話語空間--官方語境和非官方語境。中國共產黨在過去的廿年中所宣揚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名存實亡,整個國家邁上了通往國家資本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完全退出中國的政治舞台。相反,時至今日,共產主義依然通過含糊、抽象和教條的形式存在於中國人生活中。中國社會的急劇轉型,讓共產主義價值觀和建立在此基礎上的話語建構,呈現出虛偽的本質。
  而非官方的話語空間,就在此過程中誕生並發展壯大。非官方話語語境中的內容,一直通過個體之間的傳播途徑維持著。互聯網在大陸普及後,非官方話語找到了一個全新的、監控較為困難的平台。然而好景不長,通過開發新的過濾、攔截和跟蹤技術以及配置網絡警察對電腦空間進行巡邏,中國政府很快將這個新的傳播嚴密地監視和控制起來。
  手機短信的出現,讓被圍追堵截的非官方話語空間找到了一個出路,一個比任何其他傳統媒體和新媒體都難以被控制的「准大眾傳播載體」。大體而言,中國的手機短信可分為七類:
(一) 祝福(特別節日祝福);
(二) 正常的商務及社交內容;
(三) 惡作劇、小詭計和濫發的廣告;
(四) 色情內容;
(五) 黃色(或非黃色)笑話;
(六) 政治批判;
(七) 危機資訊。
  非官方語境中的另類觀點,常在後四類短信中得以體現。因手機短信在很大程度上反應了非官方語境的面貌,所以它幾乎是非官方話語和人們道德觀的全面展示:既有政治顛覆和道德墮落等極端內容,又有存在於其他傳播平台上的笑話和幽默諷刺等相對溫和的內容。介於極端和溫和之間的是一些政治、道德諷刺和對共產主義信仰和道德的挑釁。

「准媒體」的角色及功能
  像其他傳統媒體一樣,手機作為一個傳播非官方話語「准媒體」在某種程度上扮演著類似於大眾傳播媒體的角色,例如設定受眾議程、影響政治參與、散佈重大政治社會問題、組織政治運動、對政府改革施加壓力等。
  在議程設定和施加政治壓力方面,兩個最明顯的例子是「沙士」和南京食物中毒事件。二零零三年「沙士」爆發期間,大陸的官方媒體對「沙士」的報導遮遮掩掩,既不及時也不全面。而民眾通過手機大量的發送有關「沙士」的各種消息,從受感染人數及「沙士」在各地的蔓延情況到林林種種的預防及治療方法,使得在官方媒體上並不重要的一個議程成為民間的重要議題,並結合國際上的輿論壓力,迫使大陸政府重視和處理「沙士」危機,將其作為全國當時最重要的議程。南京食物中毒事件發生在二零零二年九月,一個對競爭對手不滿的餐館老闆在對手的食物原料中投入大量「毒鼠強」,導致四十多人死亡,三百多人中毒。事發後,無論是當地或全國媒體都沒有即時的報導。當地醫院的醫務人員對此相當不滿,通過手機和互聯網向全國民眾發佈這一重大人禍的消息,最後促使官方媒體進行了大量的報導,使之成為一項重大議題。
  除了議程設定外,手機短信作為非官方話語的載體還發揮了其他的功能。其一是挑戰官方話語的霸權,讓「孤獨的個體」融合在一起並給予他們一種聚合的力量感。雖然非官方話語在各種人際傳播的渠道中早已廣泛流傳,但民眾並沒有掌握能夠與官方媒體相對等或抗衡的大眾媒體渠道。互聯網雖然在手機之前使民眾有一定的「賦權感」,但官方對互聯網的嚴密控制使得這種「賦權感」極大地削弱。手機短信的出現,無疑使民眾在思想表述上獲得一種掌握某種「准大眾傳播媒體」的力量感,能夠與官方通過大眾媒體表述的話語稍微進行一些平衡和挑戰,用以表述民間多元的話語。
  其二,手機短信幫助大多數人降低社會心理學所稱之「心理矛盾」。在大陸官方語境下生存,人們往往被來自官方意識形態和個人信仰之間的矛盾折磨。在公眾場合和大眾媒體面前,他們需要表達政治上與官方宣揚的意識形態相一致的內容,並忍受這些說教;而在內心中,又不相信這種意識形態和與之相關的說教。為此,許多人經受著經常處於心理矛盾的痛苦中。通過人際傳播渠道表述自己的真實想法,固然可在某種程度上減輕這心理矛盾,但通過手機短信這種准大眾傳播方式在一種准公開的平台表述自己的「異端想法」,無疑能更進一步幫助減低心理矛盾。
  其三,手機短信賦予人們一種自我政治平等感。這種功能最明顯地表現在肆意篡改並取笑曾經認為是政治聖典的毛主席詩詞的手機短信交換過程中。在互聯網和手機時代,所有這些詩詞都在某種程度上被改編和嘲弄,用以諷刺時弊或批判現行政治制度。其結果是使「神」世俗化,使自己在政治、制度乃至文學上與「神」處於同等的高度,獲得一種自我認同的平等感。
  其四,手機短信推動民眾參與對非官方話語的創造和傳播。絕大部份膾炙人口的手機短信都是眾多匿名作者在傳播過程集體創造的結果。一條短信,尤其是政治諷刺性的短信,往往先以一種較為粗糙的形式出現,被若干經手的傳播者修改,最後形成一個大多數人認為在內容和文字上不必再修改的版本。這種修改和轉發的過程,無疑極大地增強了民眾對非官方話語形成的參與。
相關文章 / Related Articles

「中國式公關」

劉書賢
2021-03-31

中國傳媒上的「奉勸」

錢鋼
2020-05-15

活在後真相的信息戰年代

傅景華
2019-09-28

從報章報導看近年香港大學生形象的變化

黃浿沂
王碩禧
鄭梓峰
鄭曉怡
莫浩廷
蘇鑰機
2019-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