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諾茲特權」與誹謗法發展

　　二零零六年十月中，英國上議院就一宗誹謗官司，作出終審判決，裁定《華爾街日報》歐洲版勝訴。英國傳媒大表歡迎，認為判決打碎誹謗法的桎梏，不再窒礙「調查報導」（investigative journalism）。《華爾街日報》於二零零二年初曾刊登一篇報導，指沙地阿拉伯的中央銀行應美國要求，監控當地一些大企業的銀行戶口，以防恐怖份子受到資助。報導提到幾家大企業的名字，其中一家的老闆賈米勒認為報導誹謗，並決定到倫敦打官司，但《華爾街日報》在全英國的銷量不到兩萬份，遠低於美國本土的近二百萬份，而歐洲版辦事處則設在布魯塞爾。

英國誹謗法不利傳媒

　　賈米勒選擇在英國打官司，絕非偶然，倫敦向有「世界誹謗之都」的惡名，很多外國人都專程到該地興訟，皆因英國的誹謗法，對被告極其不利。在英國，誹謗是指發表不實言詞，令原告的名聲受損。原告提出誹謗訴訟，門檻並不高，只需證明有關言詞針對原告，確有誹謗含意，且在不享有特權的情況下向第三者發佈。除此之外，原告毋需證明言詞失實，或被告有惡意。接下來，舉證責任就落在被告身上。

　　不過，三個傳統用來抗辯的理由（defence）：（一）內容屬實（truth）或稱「有理可據」（justification）、（二）「公允評論」（fair comment）或稱「誠實評論」（honest comment）、（三）特權 （privileges），都有著很多規範和限制，被告要成功抗辯，絕不容易。以《華爾街日報》這篇報導為例，由於英國法律假設誹謗言詞都是失實的，該報須提出足夠證據，說服法庭內容屬實，即賈米勒的企業確實被當局調查，才可成功抗辯。然而，《華爾街日報》偏偏未能在法庭上證明這一點。該報導根據五個消息來源寫成，他們的身份都保密，文章並未指名道姓。為了保護消息來源，《華爾街日報》並未傳召該五名人士出庭作供。

「雷諾茲特權」未發揮作用

　　為此，《華爾街日報》只好用「雷諾茲特權」（Reynolds privilege）作抗辯。一九九九年，上議院於「愛爾蘭前總理雷諾茲訴《星期日泰晤士報》案」終審判決中，裁定任何報導符合以下兩項條件：（一）內容關乎公眾利益；及（二）手法是負責任的（responsible journalism），傳媒就可享有特權，就算內容誹謗，亦毋須負上法律責任。英國法律界稱這項新的法律原則為「雷諾茲特權」，它是從普通法的「受約制特權」（qualified privilege）衍生出來，專門保障新聞報導；但到底「雷諾茲特權」是一項新的「受約制特權」，還是一種全新的抗辯理由，英國法律界仍在爭論。

　　「雷諾茲特權」當年被視為英國誹謗法的重大突破，新聞界都十分雀躍。在此之前，普通法的「受約制特權」大多不適用於新聞報導，而英國國會為了保障新聞界，專門制定了多項成文法的「受約制特權」，規定凡報導關乎公眾利益的特定事宜，除非惡意誹謗，否則毋需為言詞負上法律責任，但適用範圍較窄。「雷諾茲特權」則不同，它涵蓋了任何關乎公眾利益的事宜，因而給傳媒開拓了很大的空間。至於報導內容是否關乎公眾利益，則交由法官裁決，但若有疑惑，則以傳媒的判斷為準，以確保傳媒能夠發揮監察的作用。

　　然而，自一九九九年以來，英國傳媒並未因「雷諾茲特權」而得益，使用這個理由抗辯的官司，大多是敗訴收場，因為法院認為傳媒的手法未達要求。在「雷諾茲案」，上議院列舉了十項要素，供主審法官查找傳媒是否負責任：（一）報導中的指控有多嚴重？（二）是否涉及公眾應該關注的事項？（三）內容的來源；（四）核實的步驟；（四）內容是否具特殊性質？例如當局亦調查有關指控；（六）報導有否迫切性？（七）有否要求原告回應？但不是每項報導都有此必要；（八）報導有否包括原告的辯解？（九）報導用甚麼調子？提出疑問、呼籲當局調查，抑或將指控當作事實報導；（十）報導在甚麼情況下發表？除了這十項，主審法官還可以因應情況考慮其他因素。結果，這些要素變成了重重難關，令傳媒無法享有「雷諾茲特權」。二零零六年初，《每日電訊報》就被裁定有多項不足而敗訴，包括未向原告詳細求證、未讓原告足夠機會回應指控、將指控當作事實報導、報導沒有迫切性等等，最終要賠償一名國會議員十五萬英鎊。

真正落實「雷諾茲特權」

　　《華爾街日報》使用「雷諾茲特權」抗辯時，亦遇上同類問題，包括公開美國和沙地阿拉伯的秘密協議，是否符合公眾利益？保密的消息來源是否可信？《華爾街日報》不肯多等一天讓賈米勒回應，這種做法是否負責任？結果《華爾街日報》在一審時敗訴，要賠償賈米勒及其企業共四萬英鎊，上訴庭亦維持原判。

　　不過，上議院的終審判決，卻出人意表。五位大法官一致認為，該篇報導符合兩個基本要求，即內容關乎公眾利益，手法是負責任的，因而裁定《華爾街日報》可享有「雷諾茲特權」。更重要的是，上議院重申「雷諾茲特權」的重要性，指其目的在於糾正誹謗法長久以來偏袒原告、不利傳媒的弊端。上議院並指示下級法院，當查找傳媒手法是否負責任時，態度要務實和彈性些，不要讓十項要素變成十道難關，這才能令到「雷諾茲特權」發揮功用。

　　簡而言之，今次上議院的判決，使「雷諾茲特權」重見天日，傳媒今後用負責任的手法，報導公眾利益的事宜，尤其涉及調查內幕和揭露真相，不必再擔心日後遇上官司時，會因不願透露消息來源、無法證明誹謗屬實，而被判敗訴。至於由法官決定傳媒是否負責任，這能否保障新聞自由，仍有待觀察。

香港新聞界將受惠

　　其實，香港法院已於二零零五年引入「雷諾茲特權」。《太陽報》刊登一名女士的投訴，指「匠心髮型」沒有兌現服務承諾，其後遭「匠心髮型」控告誹謗。當官司開審時，《太陽報》與該名女士失去聯絡，無法傳召她出庭作供。不過，法官裁定《太陽報》提出享有「受約制特權」、「有理可據」、「公允評論」這三個抗辯理由都成立，因此判「匠心髮型」敗訴。主審法官認為，依「雷諾茲案」確立的法律原則，已成為香港普通法的一部份，至於裁定《太陽報》可享有「雷諾茲特權」，是因為該篇報導旨在提醒消費者，這關乎公眾利益；而《太陽報》曾向該名女士詳細查詢事件的始末，複印了光顧「匠心髮型」的單據，替她拍了照片，顯示如何不滿意髮型效果，又要求「匠心髮型」回應投訴，才刊登該篇報導，這種做法是負責任的。

　　「匠心髮型」不服判決，但上訴於二零零六年中被駁回。上訴法庭認為，《太陽報》的報導並無惡意，「只不過是履行傳媒的職責，以理性新聞從業員應有的標準，將一些不平或不公義的事件向社會披露」。綜觀英國和香港兩地的發展，由於「匠心髮型」案已接納「雷諾茲特權」，本文作者預計本港新聞界應可受惠於上議院今次的判決，這有助減輕誹謗法的寒蟬效應，今後不論是「投訴版」抑或「要聞版」記者，都可享有更大的報導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