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sie,
傳來妳辭世的消息，妳活在這世上的102年，大半生都在香港渡過，也大半生貢獻香港小市民，妳從來未失過我對妳的尊敬。
我跟妳的接觸始於1972年，那時我剛加入了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工作，欠薪情況普遍，而我處理的首宗欠薪事件，就是新麗製衣廠欠薪事件，有過百名工人被老闆拖欠薪金，甚至有工友七個月都沒有發薪，求助無門，於是我就邀請身為市政局議員的妳一起和工友到布政司署請願，促請政府協助被拖糧的工友和懲罰欠薪的僱主。雖然妳那時已為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出版的刊物《工人周報》口述專欄，但由於那是由另一位同事負責，我和妳沒有工作的聯繫，而在此之前，我就只在1966年的反對天星小輪加價事件中見過妳一、兩面，妳那個時候帶頭收集簽名請願，反對加價，並協助被捕的蘇守忠。
我打電話給妳，道明來意，妳沒有多說，就跟我們一起走上布政司署請願。在七十年代，每逢遇到辣手的工潮，我都邀請妳為工友打氣，妳從不拒絕。妳見到工友都會殷切地問他們的苦況，聆聽他們生活上的困難，並安慰他們，滿懷傳道者關愛之心。
那個時代的香港，有很多不公平的事，例如，同是危樓，政府只處理戰前興建的，戰後的就撒手不管；艇戶要上樓，不能被安置到徙置區，而要住在棚屋。立法局內，非官守議員們都是出身上流階級，大富大貴之人，與勞苦大眾缺乏接觸，更不用說替工人說話了。公眾都希望立法局能有人為草根發聲，而當時的立法局沒有民選席位，兼且要是中英文精通、又是英藉又才能獲委為議員，因此，《工人周報》就發起了簽名運動，要求政府委任妳進入立法局。
那是一個全港性的運動。我們的理由是，妳過去的工作證明妳真心關注基層市民疾苦：妳往往一馬當先，抨擊當局的小販政策、徙置政策、交通政策；你大力肅貪倡貪，直言無忌；妳不斷地為工人及勞苦大眾去信政府，提出訴求，許多人一旦遇到不公平的事，都會跑去向妳求助，每逢星期三妳在辦事處接見市民的時間，總會有一條長長的人龍等候，這些都說明了妳在基層市民心目中的份量。而最重要的，是妳是一位絕對獨立的人士，不管何種背景、何種政治立場的人，都從沒有把妳視作批評對象。
簽名運動獲得了熱烈的迴響，有很多基層組織踴躍地協辦運動，而簽名的市民都非常熱情，不少更自動請纓幫忙做義工。他們都是來自草根階層，小販也好、小巴司機的士司機也好，徙置區木屋區居民也好，艇戶也好，還有釋囚或在囚者家屬也好，他們都和妳有過一個能夠連結起來的故事。在這些故事中，妳或許是扮演包青天的角色，又或者是擔當一位慈母，關顧他們的生活狀況。他們會跟我們說對妳的景仰，和對妳進入立法局的期待。最後我們收集到幾十萬個簽名，呈交港督麥理浩。雖然最後我們的爭取未能成功，妳亦要到八十年代末才能循功能組別選舉進入立法局，但妳在普羅大眾心中的地位及受到的敬愛，卻在整個簽名運動中可見一斑。
八十年代我和妳各有各忙，碰面機會不多，每逢選舉，妳的丈夫杜學魁校長都叫我協助拉票，其實當年妳每次都穩操券，那些拉票活動都是老朋友趁機聚聚而已。
九一年，我循直選進入了立法局，與妳成為同事。每一個民生議案，妳都是堅定站在普羅大眾一方。九四年，在審議《僱傭修訂條例》時，我為了使勞工得到較佳補償，就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計算方法提出修訂，妳亦投票支持。不料當修訂三讀通過後，政府竟然收回法案，我隨即提出辭職抗議，表示對政府的強烈不滿。那時妳找我談話，力勸我不要辭職，要留下繼續為勞工發聲，雖然我最後仍然辭職，但妳的關心及對事情的看法，仍然常繫心中。
Elsie，妳從未失過我對妳的尊敬，反而我為我沒有把九五年那帶有抺紅的所謂世紀大戰攔住，至今心中抱愧。今天，如果人們問我紀念妳的意義是甚麼，我想，妳的點點滴滴，都令人對殖民地歷史有更多認識。妳的一生都是為草根，無論是辦教育、進行社會抗爭、處理每宗個案，心繫的，都是小市民的權益。今日香港社會分化對立，我們何不強調每個人的共同苦樂，而非每個人不同之處？
Elsie，願你主懷安息。
劉千石
2015年12月12日
香港電台第一台FM92.6 - 94.4
星期六早上九點至九點二十分
監製 : 陳燕萍
學者、議員、官員及社會人士透過書信形式，分析社會現象，細訴個人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