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富士康事件看全球化語境下的新聞報道

　　今天我們談全球化可能有點老生常談，但全球化始終影響著我們生活的各方面，從產品到服務總是與全球化拉上一把，其中信息是重中之重。新聞作為一種社會的表述或反映，也是信息的重要一環。不同地域的報章往往因為地理、生活、文化及本土利益，呈現各自不同的新聞取向。但在全球化語境下，不同地方的新聞絕不是孤立事件。Jaap van Ginneken在《Understanding Global News》一書中指出，不同「孤立事件」其中總有一線的關連，可把不同地方或新聞連在一起，關鍵是事件本身的發展，何時及如何達到關注點。學者Carlin Romano和Reinhold Niebuhr提醒我們，新聞的年月日不是簡單的事實，而是說明記者必須從質方面去報道新聞，新聞本身是歷史的一部分，我們不可忘記新聞的過去。全球化重視當下及「平面」發展，但也不能把事情的縱向發展抹掉，否則新聞便失去深度。

全球化下的新聞事件
　　近日富士康事件正正是一個很好的材料，作為分析同一板塊中的不同的地方差異及縱向脈絡與新聞關連性。在富士康事件中，兩岸三地及美國均有著不同的相連關係，內地是工廠所在及案發現場；香港則是富士康公司的股份上市地點；台灣則是母公司所在地；美國則是大客戶的所在地，包括蘋果(Apple)、HP、戴爾(Dell)等。

　　媒介議題本身在建構過程中自有其發展的路徑，同時為了易於討論，本文借用Mathes和Pfetsch的媒介議題分期方法，從報道量分析，媒介議題發展可分為潛伏期、上揚期、高潮期和下降期。若按簡要資料理解，零六年起是富士康事件的潛伏期。從今年一月至五月廿六日可定為上揚期。五月廿七日當天可算作是高潮期。往後發展暫可定性為下降期。

　　富士康事件其實可追溯至二零零六年。當時是緣自英國報章對華南勞工的報道。其後蘋果電腦公司跟進，派員到富士康調查，並發表報告。綜合性報章《紐約時報》見一則報道。該報於零六年八月十八日，一則題為〈Apple Finds No Forced Labor At iPod Factory in South China〉，其重點見三，一是蘋果經查後，並沒有發現強迫性勞工問題；二是工時過長；三是經蘋果調查後，要求富士康調整相關的工作安排云云。其後，內地《第一財經日報》於零六年八月廿一日報道，其消息來源正正是蘋果公司的這份調查報告，內容以富士康過度要求員工加班為要。但沒有明顯交代蘋果沒有發現強迫勞工的情況。其後富士康深圳子公司因而起訴《第一財經日報》侵犯名譽權，索賠三千萬元，後又降至一元。事件以和解收場，但血汗工廠之名從此不脛而走。

　　到了今年一月廿五日下午一時，一篇名為《又一具打工者的屍體從富士康深圳工廠生產線上被拖出》的消息在網上出現。中國新聞社於一月廿七日作出相關的消息報道。同年三月接二連三地發生墜樓事件。香港《星島日報》於三月三十一日報道情況，台灣蘋果日報亦見報道。到了四月再發生三宗，三地媒體亦見跟進。事件持續至五月六日進一步惡化，當日發生一宗墜樓案，其後墜樓事件持續發生，一直至郭台銘於五月廿六日到深圳善後，事件發展至最高點，消息於五月廿七日見報，相關報道及消息鋪天蓋地。

　　五月廿七日的報道重點包括郭台銘帶記者參觀工廠、公開道歉、員工的自殺協議、防自殺措施、回應撫恤金過高、軍式管理、加班問題、郭台銘要求媒體正面報道、以及血汗工廠的指控的回應等。上述各項，三地媒體均見報道，但立場及取向則見不同。為便於分析，本文擬以血汗工廠作為分析點，看看三地的報道如何呈現差異。

中港台三地報章的異同
　　香港報章血汗工廠的報道及評述如何，見諸如《蘋果日報》以「輿論齊聲質疑富士康為血汗工廠」；《信報》紀曉風評述，「有人認為，內地的血汗工廠遍地」。內地方面，見「傳說中的血汗工廠」、「外界質疑富士康是血汗工廠」、「代工帝國」和「富士康帝國」等。台灣見《自由時報》則以「為了澄清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廠」……」；《中國時報》評論則直接地指出：「富士康當然不算是血汗工廠。」

　　相關報道給筆者印象是，香港報道相對似乎較中性，多以第三者帶出「血汗工廠」角度，不會以主觀式判斷以說明「血汗工廠」的真實性：內地亦見從第三者帶出「血汗工廠」角度，但同時以帶有立場性表述方式處理，如「代工帝國」和「富士康帝國」。至於台灣報章，雖見從第三者引述「血汗工廠」之角度，但否定性立場很強，甚至行文更直接作出否定性的論述。三地報道的差異從血汗工廠的處理，可知一二。

　　五月廿七日當天，《紐約時報》及《華爾街日報》均見報道，但以蘋果、HP、戴爾(Dell)等公司回應為主。但《紐約時報》及《華爾街日報》同引述一個以紐約為基地的中國勞工關注組織(China Labor Watch)，回應事件，其表示除了管理外，新生代勞工需要更多關懷云云。

　　到了五月廿八日後定性為下降期。內地和台灣的報道量維持每日五十則，但香港每日達七十九宗。以內地報章量相對港台減少，相信與內地當局要求為事件降温有關。有關三地的報道取向則見微妙的變化。內地報道對於自殺成因，不再針對富士康的管理方面。如《南方都市報》的〈四大「殺手」促他們 一一赴死〉一文指出，自殺涉及四大原因，包括企業管理方式、感情問題、對工作和人生的迷茫、隱性個體因素等。

　　台灣方面，報章對事件由強烈辯解立場，漸漸地轉至理性及關懷。如《中國時報》以題為〈《我們的時代》中國模式 台灣是共犯〉一文可證。香港方面，有關加薪及善後方面消息均見報道。同時，亦見分析珠三角廉價代工時代的結束，如《香港經濟日報》的〈珠三角廉價勞工　邁終結時代〉一文可見。

　　美國方面，在五月廿七日後，《華爾街日報》共見一條，《紐約時報》則見兩條。內容以富士康加薪及善後為主。有關中國工業轉型方面，《紐約時報》亦有一篇相關分析文章。

　　到了六月三日，當天主要新聞點相信是富士康加薪30%，但除了加薪外，還見蘋果的喬布斯公開表示：「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廠。」另見台灣總統馬英九表示關心，但不介入。《人民日報》刊登文章提到：「最近富士康的跳樓事件，就給台企敲了警鐘。」上述三者均是事件發生以來，各方高層次的回應。同時，筆者感到各方希望以「加薪30%」為事件的句號，因此在時間上的安排顯得特別巧合且微妙。

　　十三宗工廠員工自殺事件，涉及四個不同的地區或城市，亦從一宗又一宗的自殺案例，發展至城市及地區問題，最後可能是一段華南代工時代的歷史終結的轉捩點。其脈絡及內涵是複雜的。同樣，全球化作為一股不可逆轉的發展動力，其內涵也是複雜的。美國學者米什金(Frederic S. Mishin)指出，全球化意指在商品、服務和資本向外開放的過程和發展。全球化總是跟經濟利益走在一起，利益推動著一致性的演進，但同時亦分解在地方的差異之中。如果六月三日這一天，富士康加薪30%這一宗消息，真如所料成為這宗事件的句號的話，歷史，總是那樣令人刻骨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