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權力者的權力：劉曉波的銳利和北京的尷尬

　　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也許是又一個柔弱勝剛暴的故事。

　　他的過人魅力不在於有什麼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政治能量，可跟執政者一較雄長，而更在於其謙卑和努力，以識見為力量，接迭不斷，活出做人的原則，展示國家必須和平演變，推行憲政民主、人權法治，才有望走上政治清明的康莊大道。

維護歷史真相
　　在眾多權利之中，他尤其珍重言論自由的可貴。劉曉波慨嘆，在當局強權鎮壓和製造繁榮之下，八九民主運動的歷史真相已被權力遮蔽，「記憶被謊言填充，常識被狡辯歪曲，良知被金錢收買。」官方壟斷言論空間，打壓異己，加上「向錢看」的大勢所趨，在政治權勢和金錢現實下，參與八九民運的一代人很多都退回自己的空間，「莫談國事」。部分人則變身大資本家，或者成為當時得令的「御用智囊」，他們以各種各樣的辯辭，把反腐敗、反官倒、爭民主、爭自由的八九民運，描黑為少數人策劃的陰謀叛變，把開槍殺人視作別無選擇；更把政治改革貶為不合國情的妄想。結果，八九民運及其所代表的民主改革訴求，在官方輿論主旋律下，面目日漸模糊，年青一代對八九民運所知不多。

　　依劉曉波的看法，淡忘八九民運，只是國人在資料封鎖和言論禁制下，淡忘歷史的眾多事例之一。其實五十年代成長的一代人不知道抗日戰爭、國共內戰的歷史真貌；六十年代成長的又不清楚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的來龍去脈；七十年代的就不掌握文化大革命的真實情況，結果下一代不知上一代的歷史，令國民無法從歷史記取教訓，也因此難以防範歷史悲劇的重演。面對種種壓制，劉曉波主張民間要追尋真相就只有靠個人的勇氣去作見證，為歷史留下記憶。

伸張思想自由
　　除了歪曲歷史，言論不自由同時阻礙了思想自由的發展。國家機器嚴密監管言論，令衷心的社會交往和思想交流動輒得咎。後果不僅窒息了思想發展，更破壞了人際的互信關係，個人只有退回自己的小圈子，每個人都變得謹小慎微，言不由衷。可供你選擇的只有兩個：繼續思想卻不能公開表達，還是索性不思不想。若多數人耐不住前者的痛苦而選擇後者，根據劉曉波的想法，只會養成愚忠和奴性，應合了極權管治既要強權也要順民的兩重需要。

　　因此，劉曉波深信改造國民性格的關鍵在於言論自由。他認為，長期以來連串政治運動給受整肅者帶來莫大的損害，國民面對嚴厲的思想管制，當然不會硬闖關，只會變得冷漠、迴避，甚至轉為相信「天下沒有東西是真的」，對甚麼事也認為不必太認真，人們逐漸變得「沒有信仰、言行背離、心口不一」，在公開場合不會放過獻媚權貴的機會，私下卻又盡情調侃官方，月旦人事。要扭轉犬儒的社會風氣，改造極權管治，推動社會取得更大的自由，劉曉波主張，首要任務是爭取言論自由，由已醒覺者先行，以他們敢怒敢言的獨立思考，講真話、求真相，以身作則，逐步凝聚力量，呼喚及堅持正義，從而「點燃人們追求自由之火」。

推動輿論監督與民權力量
　　有些人不認為輿論監督是民眾討回公道的唯一手段，因為民眾亦可通過上訪或訴諸法律討回公道。但劉曉波通過分析國情，認定開放言論，推動輿論監督，才是為黎民百姓伸張正義的有效途徑。他指出，上訪案件之中，得到解決的只佔總數不到千分之二，信訪制度只是聊勝於無。近年來，信訪制度雖有改革，由二十八個部門組成聯席會議，信訪條例也通過了，以「疏通信訪渠道」，保障公民有申訴的權利。問題是，信訪制度的負責機構責任重大，包括掌握情況、提出對策、協調有關組織、督促落實對策等，但卻無特別權力駕馭涉案的官員及架構，因此實效不大，點綴味道多於一切。加上司法仍欠獨立，能否用司法渠道尋求公道當屬疑問。因此，既然屬於行政救濟的信訪制度收效不大，司法救濟的法庭審案成效可疑，倒不如賦予傳媒法律保障，通過輿論監督，權充人權救濟的手段，為受欺凌者討回公道。

　　言論自由的另一民主用途，在於滋長民間抗衡力量，伸張民權。正如劉曉波指出，言論自由容許民意滙聚，形成公眾意志，從而發揮輿論壓力。例如曾有眾多網民在網上表達對某位反腐敗官員的強烈支持，再逐漸形成「輿論潮」，令這位體制內人物得到意料不到的重視。換言之，體制外的輿論壓力可兌化為體制內的反腐敗資源。更重要的是，伴隨社會及經濟變遷，劉曉波察覺到，不少社會群群體及個人不僅經濟獨立，權利意識亦已覺醒，敢於挺身而出，挑戰官方的壓迫或者不合理政策，令民間維權活動紛紛湧現，前仆後繼。這些民間力量能否進一步鞏固、加強，從而分工合作，除有賴組織協調外，亦取決於民間組織如何運用及擴濶言論空間，加強溝通切磋，互相關照、支持。

發展民主和法治
　　從憲政的角度看，劉曉波更主張言論自由是公共秩序不可或缺的一環，是社會長治久安的前題。

　　近年來，官方儘管強調要共建和諧社會，甚至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憲法，但社會現實卻是佈滿着衝突、爭端、分裂、矛盾。在經濟一片繁榮的景象下，社會卻出現了連串聳人聽聞的慘案。礦井爆炸、學生大批中毒、有毒奶粉、有毒疫苗致命等事件時有所聞；官民衝突此起彼落，由浙江東陽、江蘇無錫到重慶萬洲、四川漢源，從北京郊區、西安蓮湖到廣東中山、廣西南寧，先後出現大規模官民衝突，有些更持續一個月；而社會矛盾亦到處可見，由強行徵地不給合理賠償、工人醫療保險及養老金給人挪用，到地方部門侵佔民營企業、賣地收入不知所蹤等等。但與此同時，政治壓制卻有增無減。當局過去集中整肅政治異見分子，現在更將控制網擴濶，例如鎮壓法輪功運動、打擊取態開明的自由派學人、逮捕為民請命的維權律師、政治審查互聯網站、以「泄露國家機密」為由拘捕記者等，近年又特別注意網上的議論，嚴密規管大學BBS及民間網站。

　　在劉曉波看來，衝突頻生，矛盾處處，是由於過時的政治體制無法追上新的社會形勢。巿場經濟的發展令不同行業、階層、地區得到不同的利益，不同群體彼此之間的磨擦以至衝突增加在所難免，但政治體制依然故我，腐敗不止，令權力向某些群體傾斜，製造不公不義，引起民間的反抗就更大。再者，官方日漸喪失意識形態以至文化霸權，民間社會由文化品味到價值觀念都走向多元化，其中不少民間組織以至部分體制內精英，都較以往敢於表達自己的想法，部分甚至坐而起行，為自己為公眾討個公道。反觀權力架構則原封不動，應對矛盾的策略基本不變，依然是控制為主，甚至捨本逐末，視民間對抗為動亂之源。
　
　　正本清源，劉曉波認為解決之道在於發展民主和法治，從而面對問題、溝通理解，而不是暴力鎮壓和謊言欺騙。例如批評政府和街頭政治，只要是和平表達訴求，根本是社會秩序的一部分，既可容納不同意見，亦可保持社會穩定。

　　以言論自由的權利為核心，劉曉波築起未來中國的理想景觀，由維護歷史真相、伸張思想自由、民主發展到憲政建政，清楚展現中國政治現代化的議程和要素。

　　沒有革命的呼號，更不帶任何武力，劉曉波不外是通過以理服人和聯署行動，滙聚社會力量，向政府施予道德壓力，讓國家制度回歸憲法的承諾，迷途知返。手無寸鐵的論政書生遇上雄獅百萬的國家機器，書生最後惡運難逃，卻以平和而理性的力量，贏得國內外的關注和認同，反觀以不斷打壓把書生變成國際輿論焦點的大國政府，一下子卻站到現代文明的對立面。

　　從「六四」到今天，劉曉波深信自己沒有敵人，但在道德和識見上，高牆和雞蛋兩相對照，究竟誰高誰低，還有比今趟更清晰分明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