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的輿論監督迂迴發展

最近在大陸很熱門的話題是輿論監督，尤其是去年共產黨的十六大政治報告中明言：「認真推行政務公開制度，加強組織監督和民主監督，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其實從一九八七年十三大起，「輿論監督」的概念連續四次出現。所謂的輿論監督，實際上指的是新聞媒體監督，因為輿論要通過新聞媒體的整合，才能反映民眾對事務的評價，媒體在指引和誘導民眾對某一事務做出評價，關係是非常重大的。

問題在中國的新聞媒體不是獨立的，而是政黨權力的延伸與補充。它不是在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種權力」，遠遠達不到與政府制衡的力量。基本上，輿論監督是政府輿論導向的延伸，一種由上而下的操作，還是具有一種官方化身的色彩。 它關注的是社會的穩定，「幫忙不要添亂」是一個操作的守則。與西方媒體所瞭解的輿論監督----也就是建築在人民有知情權、言論自由，和以選票手段來影響政府----大相逕庭。那為甚麼輿論監督還能成為一個業界與學術界，反覆討論的主題呢？


政府主導的監督

去年十二月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召開了一個新聞輿論監督的研討會，聚集了新聞媒體與學術界的精英，用幾個近年的具體例子，來討論在現行體制下政府主導的監督。

首先關注的是「呂日周現象」。呂當了三年山西長治縣的黨委書記，成了全國媒體關注的人物，他許多特立獨行的舉動來改革官場陋習之中，其中之一，就是所謂的「媒體治市」。長治縣有三十二萬人，以前是八路軍在太行山的基地，他在任上用市委機關報《長治日報》來點名批評不稱職的官員，把幹部在開會時打瞌睡的照片等登上了報紙，先後發表了六百多篇批評文章。他不是媒體的改革者，但擅於運用媒體監督作為一種手段來改革地方政府。在一個極愛面子的社會，他樹敵很多，不少人猜測他將沒有好下場，最近消息，他安全著陸，將調任山西政協副主席。那麼他調走之後，是否人去政息呢？顯然新聞界、學界均不看好。 這在發動新聞輿論監督的熱潮中，「呂日周現象」的興衰，很能反映出一種政府主導的監督與人治的局限性。

業界對呂日周這種開明領導，還是非常稱許的。因為新聞媒體即使是作為黨權力的延伸， 在實踐中進行監督報導時，經常受到阻力，得不到政府領導的支援，遭遇種種藉口，諸如「影響團結」、「給黨抹黑」、「給政府添亂」 等等。像呂日周重視媒體功能，應該越多越好。學術界反應則相對的冷淡，認為人治的色彩太濃厚，對於建設民主法制機制不相符合，不值得提倡。但是一向提倡新聞開放的孫旭培教授給以長治經驗相當正面的評價，他認為媒體治市沒有給長治帶來不穩定，人民承受得很好，證明應該是可行的，這是消除官方疑懼是有意義的。

可是有些學者認為呂日周將新聞媒體作為一種工具，將原應為人民服務的看門狗，變成自己的爪牙，隱在的問題非常多。在長治，媒體批評物件也不能超越於縣級領導之上，呂本人與副書記也沒挨過監督。近年來，以媒體應負起監督責任為名，權力組織掀起的各項運動中，媒體被要求「配合進行明察暗訪」組織新聞曝光等，只加深了媒體作為黨權力延伸的困境，此風不可長。如何將輿論監督法治化，使其不成為思想與宣傳部門監督其他部門的手段，是個大課題。

但有學者指出輿論監督受到重視，所顯現的是在社會急劇變化下，許多現行法規制度解決不了許多難題，有待另一種機制來制約。中國社會腐敗的現象，表現了現行的監督機制不健全，政法部門本身有缺陷，於是輿論監督被企望能彌補其他監督機制的缺陷。全國矚目的黑哨案，在法律上，組球協會屬於何種團體、裁判身份界定，都不明確。媒體的介入，顯示了司法的困境、法律管轄的盲區，引發聯帶性的討論。網上有十幾萬個帖子，結合反腐，成為巨大的力量。

在地方保護主義，官官相護的情況下，許多地方的黑幕，不能指望當地行政、司法方面來保護人民的基本權益，要靠記者的熱情、勇氣，與智慧來突破各種障礙。原《經濟日報》記者王克勤在甘肅揭發證f市場的黑幕，備受恐嚇，在當地無法立足。山西礦難的報導，有賴省外媒體靠跨地區的監督，將人間悲慘的真實情況報導出來。


媒體自身在成熟

在討論會上，業內人士與學者有一共識，那就是經濟的變化使媒介不再是單純的黨政工具，電視、報紙為擴大收視率與發行量，批評報導受到觀眾讀者喜愛，促使了媒介對調查欄目的投入。丁曉陽是北京電視台《特別關注》欄目的製片人，他說沒有輿論監督的新聞是越來越沒有市場。公眾對批評曝光性的新聞有了相當高的期待，一般批評報導對他們來說已成了家常便飯，種類要求越來越豐富，刺激性不斷增加。然而管理部門對電視的監控也最為嚴厲。《焦點訪談》紅極一時，但眼下它的行動都被置於高度控制之下，就連批評曝光也是與國家監督政策、法規貫徹適應配合，無法顯現出媒體作為輿論監督機構的自主與活力。他認為《焦點訪談》的發展經歷說明，靠批評曝光積累起來的影響裡，到頭來會束縛節目的發展與進步。

依照煙台大學齊愛軍教授的看法，《焦點訪談》建立了一種新的話語代表政府，而有別於傳統的宣傳腔，結合「官意」與「民意」，在選題上尋找輿論空間的突破點；《今日說法》以新聞事件為切入點，是法律話語形式；《南方周末》是知識話語形態。這三種話語都是給建立市民社會建構一個張力空間。

媒體自身也在成熟，由八十年代情緒化的報導演變到冷靜分析。 新聞記者對自身的認知，也在轉變。復旦大學的陸曄教授的調查顯示出，多數年輕新聞從業者認為《南方周末》接近「心目中的理想媒介」，在新聞價值的排序中，足球黑哨排名僅次於「九一一事件」，表現對中國新聞媒體實行輿論監督的高度期待。 這些受訪者對於新聞報導的專業化理念，如準確、客觀、公正等，有高度的認同，為新聞輿論監督提供了必要的專業保障。

然而專業化的行使監督，前提為媒體必須是獨立的。在中國目前還是沒有由下至上的監督，個體行為沒有制度的保障。普通一名記者，對公共資源與權力的監督，自身所付出的代價太高，即使有一腔熱情，不願輕易觸雷。有學者總結為在行政主導下，不是打老虎，而是打蒼蠅。領導人允許監督，允許到甚麼程度？ 更有 一位學者很形象的將大陸的媒體輿論監督比喻為「三點式泳裝」----大部份曝露了，而最重要的卻不能示人。無奈之情，溢於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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