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新聞在中國的前世與今生

2017-02-08

  自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以來,不解與困惑的情緒一直瀰漫於美國左翼知識分子與新聞媒體間,「特朗普為何會成功?」、「主流媒體為何會錯的如此離譜?」成為選後不斷被討論的問題。 而作為反思所得的答案之一,社交媒體上的假新聞 (fake news) 再一次引起了美國公共輿論的注意,並且在奧巴馬總統言辭批評(2016年11月18日,The Guardian)後達到其傳播高峰(如圖一所示)。 隨後Google、Facebook等互聯網巨頭紛紛開始實施一系列打擊假新聞的舉措。

  然而,不論在美國或中國,假新聞都不是個百分百的新生事物。從某種意義上說,自新聞產生的那天起,假新聞就已經存在,真新聞與假新聞二者相剋相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魔高一尺道再高一丈,當真新聞的形式與內容發生變化時,假新聞也會隨之進化、加強偽裝技能,而假新聞的進化,又會催生新的防禦機制,以維護真新聞的優勢位置。

  追溯中國歷史上的假新聞,至少有五種結構性因素導致了它們的出現與氾濫:信息不對等、情感結構、強權政治、全球化、信息娛樂。

(一) 信息不對等
「謠言 = 重要性x模糊性」(Allport & Postman,1947)的經典公式,迄今仍然適用。

  在突發性災難,如馬航MH370失聯、723溫州動車等事故中,受難人數眾多,而事發位置偏遠、人跡罕至、缺少直接的目擊證人,因而主要依賴政府作為消息來源,但政府為了維持執政合法性,往往只會由上而下地進行被動的、有限度的信息揭露,使得信息不對等、資訊不透明,謠言與假新聞就滋生於這樣的陰影中。

  例如,在溫州動車事故時,鐵道部不但反應滯後,事發一天後才召開新聞發佈會,而且沒能正確認識到公共輿論的重要性,出現了「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這樣傲慢的回應,不但沒能消除不確定性,反而降低了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一時間謠言四起──事故原因到底為何?死了多少人?車體到底是被如何處理的?眾說紛紜。

(二)  既有的情感結構
  另一方面,我們還常忽視一個重要的事實──假新聞是契合了某種集體慾望才能得以廣泛傳播。

  2016年「後真相」一詞入選了《牛津英語詞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的「年度辭彙」榜單,在詞典中,「後真相」被定義為“訴諸情感及個人信念、較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輿論的情況”。真相與情緒這組看似矛盾的詞語,在如今這個多媒體感官時代,更緊密地連結在了一起,情緒和個人的身份認同越來越顯著地影響著訊息的選擇性接收。

  2016年開春的兩則假新聞就在此列。一篇來自「上海女孩」的網絡帖文,講述她同江西男友回老家卻被對方家境的貧瘠、年夜饭如殘羹剩飯而落荒而逃的故事,故事裡那個一貧如洗的農村、白手起家的鳳凰男、無法為孩子提供更多的農民父母、嚮往自由戀愛卻也不得不考慮現實問題小資女,引起了許多人的共鳴,每個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儘管事後被網信辦證明是偽造的新聞,但激起的討論並未因此衰弱。同樣在春節期間被網絡熱議的還有《財經》記者高勝科的返鄉日記《春節紀事:一個病情加重的東北村莊》,關注的同樣也是農村問題,再現了一個禮樂崩壞、娛樂至死的農村,後來被新華社證明為虛假新聞,作者承認當年並沒有回老家,「時間、人物、地點皆為虛構」。

  這兩則假新聞的傳播與熱議本質上是一種集體行為,它呼應了部分社會成員對於當前農村的想像和對城鄉差距懸殊的焦慮。若要減少假新聞的傳播,還需從源頭上理解它們得以存在的情緒土壤,尋找解決之道,而不是將所有火力用於批評作者不誠實、扭曲社會事實。只要城鄉差距持續存在,沒了上海女孩,還會有北京女孩、深圳女孩、無錫女孩出現。

(三) 強權政治
  在集權社會中,權力掌握了真理的標準,對於任何問題都只提供一種統一的回答,不經群體合意,不受事實檢驗,也不允許個體自由發言,而媒體只能說權力規定的話語,哪怕是假話。

  大躍進時期,新聞業脫離了正常軌道,「畝產萬斤」、「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等浮誇風肆虐於報章版面上,剛經受過反右整肅的知識分子們都學會了沉默與順從,順從著權力意志的方向狂飆躍進,放棄了媒體報導事實、輿論監督的社會責任,將中國加速拖入了大饑荒的災禍之中。在那個年代,說真話、講常識的代價巨大,記者不屬於自己,而屬於黨和國家。政治引導新聞、新聞服從政治安排、客觀真實缺位,結果就是假新聞叢生卻沒有有效的糾錯機制,假話被表彰,真話被壓制,一些人鑼鼓喧天,一些人鴉雀無聲。

(四) 全球化
  互聯網促進了資訊全球化,也促進了謠言和假新聞的全球化流通,而且由於假新聞的故事性更強,更能滿足受眾的獵奇心理,其流通的速率及範圍甚至要快過真新聞和闢謠信息。

  在美國大選期間,中國社交網絡中大量流傳著「希拉里戀童癖」、「希拉里涉嫌殺害保守黨大法官」、「米雪兒·奧巴馬Twitter取消關注希拉里」等假新聞。但假新聞遠渡重洋來到了中國後,重要性大幅降低,網友們是看客而不是選民,隔岸觀火的心態勝於嚴肅的政治參與。再加上受眾的媒介素養普遍存在著本土/國際鴻溝,不僅對於國外媒體的可信度的判斷不到位,一律統稱為「外媒」,也不擅長於英文檢索。這點和和美國不同,美國網民是基於對主流媒體的不信任才選擇相信另類媒體,而中國網民往往是無意識的、未經劃分主流和另類媒體就已經選擇了相信。 而國內主流媒體對於此類「跨國」假新聞也是充耳不聞。機構化亦或是個人化的對沖和糾錯的機制都缺位,使得這些假新聞得以以假亂真的姿態在坊間流傳。

(五) 信息娛樂(infotainment)
  最後,還有一類特殊的假新聞──惡搞新聞,如香港的墳場新聞、台灣的眼球中央電視台和新浪微博上的惡搞新聞聯播視頻。 惡搞新聞是信息娛樂的一種極端形式,在娛樂和信息的天平上,它完全傾斜向娛樂的一段,放棄了對信息真實性的考證,「光明磊落」地造假,對原始信息進行顛覆性的加工和二次創作,以達到諷刺現實、幽默效果或盈利的目的,而其創作者往往宣稱他們已經跟受眾之間達成「此文純屬虛構」的共識與默契。 事實上,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的調查顯示,有14%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曾在互聯網中分享已知是假的新聞」(Pew Research Center, 2016年12月15日)。

  有些惡搞新聞是現代的政治寓言,頗具創造性,充滿政治隱喻,如墳場新聞,仿新聞的體裁,「採訪」已作古的歷史人物(因此也免於身陷誹謗的危險),借古諷今,將歷史、現實與對未來的想像融合,嘲諷政治禁忌,十分黑色幽默,但也不免被一些人譏為憤世嫉俗的犬儒:

  假新聞是個複雜而多元的存在,它不僅形式多樣、內容多樣、成因多樣,更重要的是,它牽涉到「何為真」、「誰有權判定何為真」、「言論自由的邊界」的問題,它尚未被明確定義,甚至也不應該明確定義,如柴靜所說「自由,就是對何謂正確不那麼確定」。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左翼知識分子重提假新聞的概念來解釋川普的勝利、指摘選舉中的亂象,而後卻驚訝地發現,假新聞這個概念竟然被對手挪用來攻擊左翼主流媒體(The New York Times, 2016年12月25日)。

  所以,在呼籲Facebook、Google及其他社交平台推出防止假新聞傳播的政策前,不妨讓我們再反思一會兒真與假的定義,以及維護這個「真」可能帶來的收穫與損失。 還有還有,難道維護我們所相信的「真」的唯一方法就只有消滅「假」嗎?或許,錯誤的解決方法,會帶來比問題本身更糟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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