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 — 權力博弈的舞台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蔡武在上任後的首次新聞發佈會上，不經意間流露出媒體要「幫忙但不添亂」的思想。西方有媒體評論說，蔡武是個地道的馬克思主義新聞官。按照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大眾傳媒是重要的國家機關，具有鮮明的黨性和階級性。

不同的新聞制度

　　傳統馬克思主義（traditional Marxist）新聞觀和西方資本主義新聞觀之間的對立，為雙方的媒體塗上了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新聞體制下，政府對傳媒的控制手段迥異。但發軔於歐洲的後馬克思主義者（post-Marxist）修正了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某些觀點。他們把傳統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上層建築（super-structure）分為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和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把國家機器分為強制性國家機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確立了國家、市民社會、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三元結構論，並闡述了公共領域的主要功能是確立合法性（legitimacy）。今天，政府已無法單獨依賴強制性國家機器來維護社會的長治久安；社會越發達，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作用就越突出。

　　不同的新聞制度賦予新聞媒體不同的使命，導致政府與媒體間的關係千差萬別。對於中國的新聞政策，國際社會一直甚為關注，並依據西方新聞理念予以評判。二零零五年，中國傳媒界的一些突發性事件引起世界矚目，中國國內也有人深感憤懣。值得關注的是，近幾年，有華人學者持續剖析美國新聞業的積弊，但這種批判在美國無可匹敵的「軟力量」面前，往往消弭於無形。

相同的國家使命

　　法國哲學家艾略爾（J. Ellnul）認為，宣傳必須是總體的。美國蒙默斯大學助理教授張巨岩的研究發現，在近幾年的國際鬥爭中，美國人已成功摸索出了集媒體、外交、公關、廣告、軍事和人道主義援助等各種手段於一體的「總體宣傳」（integrated propaganda）模式；一向自詡客觀公正的大眾傳媒事實上已成為政治軍事權力的附庸。回顧二零零五年，我們吃驚地發現，很多國家和地區紛紛採取措施，進一步利用大眾傳媒維護國家利益，擴大國際生存空間；在國際交往中，傳媒鮮有例外地成了國家利益的忠實捍衛者，成了國際鬥爭的重要武器。在國家利益面前，不同新聞制度下的媒體使命和表現竟驚人地相似。

　　首先看美國。二零零五年四月，「美國之音」宣佈將其總部的部份職能轉移至香港辦公室，並招募八名員工。對此，十四名國會議員聯名給「美國之音」總裁寫信，反對這項決定。信中說，我們很難相信，聘僱了非美國國籍員工後，「美國之音」還能履行其傳播美國價值的使命。據瞭解，各界的反對使「美國之音」的決定至今沒有下文。「美國之音」是一九四二年成立的國家對外宣傳機構。按照美國法律，政府不能設立機構對國內進行宣傳，所以「美國之音」是不允許對美國國民進行宣傳的。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美國國務院聲明，它已停止出版專供阿拉伯世界、非洲及其他地區青少年閱讀的一份政府資助的雜誌。這本雜誌是美國入侵伊拉克後創刊的，目的是改善美國在穆斯林世界的形象。但是像美國政府資助的針對穆斯林世界的廣播和電視節目一樣，這份叫做《嘿》的免費雜誌也被批評為美國政府的宣傳工具。美國政府的評估顯示，該雜誌在改善美國的國家形象方面收效甚微。

　　俄羅斯也不甘示弱。二零零五年七月，由俄羅斯實業界和新聞界合辦的俄首份專門介紹中國的雜誌 --《俄羅斯與中國：21世紀》在莫斯科創刊。二零零五年九月，一個被稱為「俄羅斯的ＣＮＮ」的二十四小時英語頻道「今日俄羅斯」在莫斯科開播。據報導，這個頻道肩負著反映莫斯科對世界的看法和改善俄在西方人眼中刻板形象兩大任務。

　　在過去的一年G，風雲變幻的中日關係催生了兩國新聞與傳播領域的諸多變化。一是日本試圖給中國記者「洗腦」。據報導，日本方面加大了對中國新聞界尤其是「市場化媒體」的公關活動，頻頻邀請採編人員訪問日本。二是日本增加對華宣傳費用。為了使中國青年對日本產生好感，日本外務省決定在二零零六年度預算案中，增加對華宣傳費用11.6億日元，使對華宣傳總預算達到31.1億日元。新增款項將主要用於在中國各大電台、電視台播放日本的流行歌曲和動畫片，在中國內陸大學和圖書館開設「日本資訊角」。日本外務省制定的「媒體對策」不僅包括報紙、雜誌，還包括電視台和互聯網。

　　再看台灣。二零零五年四月十四日，台灣陸委會宣佈自即日起終止大陸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在台駐點採訪，理由是這兩家媒體配合中共政治宣傳，偏頗報導台灣。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二日，中國《東方網》報導，台灣陸委會正在評估開放大陸《第一財經日報》和《南方日報》到台駐點採訪。

　　台灣陸委會副主委黃偉峰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在華盛頓指出，北京已經動用「輿論戰」、「心理戰」和「法律戰」對付台灣。黃偉峰表示，在反制「輿論戰」方面，台軍提出要強化對解放軍「輿論戰」的快速反應能力，成立了以專門的宣傳戰規劃部門為核心、統一軍內不同部門以及民間反應管道的領導機構，特別提出要重視傳媒的平戰轉換、民軍轉換。台軍還提出，要因應高科技發展，打造「輿論戰」平台。一旦台海爆發衝突，傳統輿論工具受到解放軍軍事打擊，台軍就利用互聯網絡作為「輿論戰」的主戰場，積極謀求在國際社會發聲，以期在戰爭中得到國際輿論的同情與支持。在二零零五年，台灣當局更數次質疑台灣媒體有島外資金注入，並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整肅媒體。

　　至於中國大陸，中共中央、中國國務院日前頒佈了《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大力推進文化「走出去」戰略。《意見》把文化建設上升到「確保國家文化安全」、提升國家「軟力量」和綜合競爭力的高度。《意見》雖然要求媒體改革組織結構及經營方式，但仍強調新聞媒體要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始終確保黨和人民「喉舌」的性質。

永恆的精英操縱

　　中外傳播史證實，資訊技術編織著權力關係。事實上，傳媒自誕生之日起就是權力博弈的舞台，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概莫能外。所以，西方有學者指出：「媒體關係是權力關係的一部份。」

　　不同的新聞制度規定著大眾傳媒在不同的權力關係中運行，規定著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等要素對媒介的影響力大小和方式。從媒體外部環境看，國內外各種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力量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影響傳媒，因此說，呈現在大眾面前的媒體形態其實就是各種力量較量的結果。從一定意義上說，一個區域內的媒體生態事實上就是該區域內權力架構的反映。

　　中國曾有網民呼籲「讓權力退出傳媒」。從本質上分析，他不過是希望「佔統治地位的政治權力退出傳媒」。殊不知，一種政治權力的減弱勢必意味著其他政治權力的強化，而政治權力的衰退則可能是因爲經濟、社會、軍事、文化力量的增長，國內控制力量的衰弱可能意味著各種國外力量的空前強勁。總之，傳媒舞台上永遠不會出現權力真空。再者，在當今世界，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力量並非是涇渭分明，而是相互滲透的。況且，只要不採取政變、暴動等非常手段，權力架構的改變是不會在短期內完成的。

　　有人說，在很大程度上，政治就是通過構造、影響和改變大衆頭腦中的圖景而對現實進行控制的藝術與科學。從這個意義上講，只有大衆傳媒才是真正的權力機構。傳媒反抗「政治」干預的過程，其實就是擴張自身權益和權力的過程，就是從權力工具向權力中心轉變的過程。

　　在美國，博客的興起催生了「草根新聞業」（Grassroot Journalism），主流新聞業
（mainstream journalism）似乎受到了挑戰。二零零六年一月八日，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所長喻國明在「第三屆中國文化産業論壇」上斷言：「在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會上起主角的將是博客與播客，而不會再是中央電視台與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如此看來，今天被稱為「自媒體」（We Media）的博客網站勢必要成爲新的權力中心。傳媒，將依然是權力博弈的舞台；大衆，將仍然無法擺脫傳媒的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