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 — 絆腳石還是墊腳石？

　　中國全國人大正在審議的《突發事件應對法》（草案）引起了廣泛的爭議。從境內外媒體披露的內容看，草案中約束新聞媒體的條款離國際公認的價值觀相去甚遠。筆者擔心目前草案中管制新聞報導的條款不僅不利於突發事件的處置工作，還會影響中共執政黨的形象和威信，傷害中國的國際形象，增加中國「可持續發展」與「和平崛起」的成本。
　　但是，筆者提醒世人要特別關注《突發事件應對法》（草案）出臺的深層機理。如果中國的政治生態和學術生態得不到有效改造，類似的法律草案今後還會出現。

新聞理論須與時俱進
　　中國的新聞媒體，向來都是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份。大眾傳媒被稱為「新聞機關」、「輿論機關」，各省市宣傳部長通常都是黨委常委。直到今天，中國高校的新聞教育、中國的新聞傳播類學術期刊依然是以傳統馬克思主義（traditional Marxist）新聞觀為指針的。
　　其實，發軔於歐洲的後馬克思主義者（post-Marxist），已經修正了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很多觀點。葛蘭西（Antonio Gramsc）把傳統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上層建築」（superstructure）分為「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和「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並進而提出了「文化爭霸論」（cultural hegemony）；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把國家機器分為「強制性國家機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確立了國家、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的（public sphere）的三元結構論，並闡述了公共領域的主要功能是確立合法性（legitimacy）。今天，政府已無法單獨依賴「強制性國家機器」來維護社會的長治久安；社會越發達，「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作用就越突出。在西方，新聞媒體是「市民社會」的重要組成部份，屬於「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範疇；而中國的不少決策者還在堅持把新聞媒體納入「強制性國家機器」的架構。
　　中國的新聞理論並沒有與時俱進。廿一世紀的中國官方媒體還在恪守著前蘇聯時期的新聞理念，結果導致中國官方媒體的公信力低下，進而導致中青年精英紛紛轉向境外媒體獲取資訊。其實早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黨和國家領導人已告誡我們：新聞傳播務必要遵循其固有的規律。周恩來總理批評香港的中方報紙時曾說：「不要你們在香港辦黨報！」陳毅副總理說：「若要你們在香港辦黨報，倒不如叫《人民日報》去搞個分社，乾脆把《人民日報》拿到香港去印發。」歷史的回音仍錚錚作響，可並非每個人都聽得見。
　　中國的新聞理論深受前蘇聯的影響，而前蘇聯新聞政策的惡果是「《消息報》無真理，《真理報》無消息」。東德與西德統一後，前往東德考察的西方媒體大亨評論說：那G的新聞官的職責，就是不讓新聞出現在媒體上。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但願中國能從中汲取應有的教訓，能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走得更穩更好。

新聞輿論的管治模式
　　傳播學引入中國已有二十多年，可至今還停留在翻譯、引介階段。中國的傳播學研究還無法有效地指導中國的傳播實踐。今天，西方的政治傳播學（包括輿論控制）已經發展成一門可以運用實驗、數理等實證手段加以研究的精密學科，美英不少大學已開設政治傳播學博士專業，有的大學還設有政治傳播（學）研究中心。而在中國，政治傳播學研究還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也沒有幾所大學開設相關課程。中國的策士們還陶醉在《史記》《資治通鑒》等傳統政治智慧中。
　　政治學家Janet Newman曾以集權︱分權、秩序︱創新為經緯，勾勒出了四種管治模式。「等級制度模式」（hierarchy model）依賴國家權力的直接控制；「合理目標模式」（rational goal model）以產出最大化為目標，它不再倚重官僚政治權力，而是通過改變刺激的方式來誘導管理目標的行為變化；「開放系統模式」（open systems model）強調各種網路在施政中的積極作用，注重資訊回饋的能動性；「自我管理模式」（self-governance model）則歡迎公民和社區在施政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強化全社會的整體性和凝聚力。後兩種模式旨在提升整個系統的自我管理水準，是建立可持續性管理機制的有效途徑。大眾傳媒在這四種模式中的角色和功能不盡相同，不同的國家會選擇不同的「組合模式」。在民主國家，四種模式都會有程度不同的運用；大眾傳媒被視為「管治夥伴」，用於塑造社會期望、「共同」制訂政策，並使政策和行為合法化。
　　當西方政府把新聞媒體視為「管治夥伴」加以倚重時，中國的某些政府官員及其謀士卻把新聞媒體作為對手加以防範。據透露，中國的個別地方政府設有秘密的「打負辦」（打擊負面報導辦公室）。可見，新聞（媒體）既可以是墊腳石，也可以是絆腳石，關鍵在於當權者的認識、立場和水準。
　　對於「輿論控制」，中國也有著和西方截然不同的解讀。大多數中國人理解的「控制」其實就是「指對人們的行動實行制約和限制，使之與社會規範保持一致的任何社會過程」。有人據此極端地認為，輿論控制的目標就是消除產生「不和諧音」的因素。此論調者很難容忍批評和反對的聲音。
　　而今天西方人的「控制」概念更多地是受控制論創始人威納（Norbert Wiener）的影響：任何系統都按照一定的秩序運行，但由於系統內部以及環境中存在著諸多偶然的和隨機的偏離因素，因此任何系統都具有從有序向無序、從確定狀態向不確定狀態的變化傾向。為了保證系統的正常運行，就需要對系統進行控制。控制的重要方法之一是資訊回饋。因為系統輸出物反映了系統的秩序狀態和功能執行情況，把輸出物的全部或部份作為回饋資訊回送到系統中，並對系統的運行進行調整，就可以起到修正偏差的作用。
　　由此可見，兩種「控制」的目的相近，但手段迥異。

提升中國的軟實力
　　中國大陸的學者深受「學而優則仕」觀念的影響，呈現出機會主義者的諸多特徵。不少學者不惜放棄自己的學術良知來取悅政客，並以輔佐政客為事業發展的最高目標。所以，在中國目前的政治生態中，他們不可能成為公眾利益的忠實捍衛者。試看：中國推出的新聞輿論政策，又有哪一條不是專家學者建議的結果？
　　眾所周知，政治顧問是政治家的靈魂。不過，現代意義上的政治顧問絕非中國古代的軍師。今日的政治顧問是精於政治傳播和輿論控制、具有豐富實戰經驗的高級專家。但中國的謀士們呢？他們還缺乏寬闊的國際視野。他們不知道要提升中國的「軟實力」（soft power），僅靠經濟實力、國際援助和傳統文化是遠遠不夠的，中國還必須打造「全球市民社會」（globalized civil society）公認的政治價值。這不僅是對外「和平崛起」的需要，也是對內「和諧發展」的需要。惟有如此，中國的國家戰略才能得以順利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