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的文人辦報迷思

　　《信報》出售事件之所以令人注目，大概有兩個主要攪動人心的焦點。首先是，就事業、職業和社會地位的態勢而言，李澤楷是一位百份之百的商人，由商人去「接管」一家媒體 --尤其是「類」精英報（elite press）的《信報》，他在意的該是它的報譽（good name），否則，何不甩掉包袱，另起爐灶；但商人在商言商，通常不會做蝕本生意。在那群特定讀者心目中有著集體記憶的《信報》，對於商人入主報業的「轉型定義」，或多或少都有著一種拭目以待的心情。
　　而文化界皆議論紛云的，則是林行止本人的退隱，是否象徵了香港最後一份的文人辦報將永成絕響？曾赴英國政經學院研究進修的林行止，以個人新聞學（personal journalism）的專欄作家態勢，一如民初的「千山我獨行」政論名家梁啟超和張季鸞諸賢，秉其如櫞大筆，撰述政經專論，撐起了《信報》。故此，就學養、才器、文章、志業和個人行止而言，林行止當然是位文人，由他所創設的一份日報，以言論揚名，此即每謂《信報》是文人辦報之來由。
　　弔詭的是，若從我國報紙發展史來看，真是「世間那有揚州鶴」--「文人辦報」一詞，委實不知起於何時？出自何經何典？可能只是一個「想當而然」的美麗期望，甚至是歷史性的誤解。

文人設報始自王韜
　　就近世而言，真正文人，創辦報館，而又藉其報紙抒發一己宏論的，始自清同治年間的王韜。王韜生於一八二八年，即貫通群經，旁涉諸史，曾受僱於英人麥都思（W.H. Medhurst），在他所開設的上海墨印書局，擔任編輯工作。他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之亂，復因給太平軍獻策，遭緝捕而被逼亡命香港。
　　一八七四年冬（清同治十二年），他和友人合資在香港創辦了《循環日報》，自任主筆。王韜辦報為的是要透過報紙這一媒介，去鼓吹變法自強的主張，抒發「庶人之清議」，以期清廷採納。故《循環日報》報首，每日都有論說一篇，且多半出自王韜手筆。它的論說多取材於洋務時政，被當時國內報刊爭相轉載，開日後報紙重評論先河。一八八四年，在李鴻章默許之下，王韜才舉家返滬，結束了流放生涯，也離開了《循環日報》。
　　十餘年後，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諸子，為了協助光緒皇帝變法維新，乃積極籌辦報刊，設報達聰，「報館之議論浸漬人心，則風氣之成不遠矣。」斯時屬於強學會之《中外紀聞》，即多由梁啟超執筆。強學會解散之後，一八九六年八月上旬，梁啟超在上海再辦《時務報》，並擔任總主筆一職。梁啟超力言「創此報之意，亦不過為椎輪，為土蝖A為天下驅除難，俟後起之發揮光大。」一八九八年六月四日，光緒皇帝實行維新變法，惜百日而敗，國祚隨亡。
　　民國肇始，曾中秀才、入讀浙江高等學校，又留學過日本的邵飄萍，則於一九一八年十月，獨自創辦《京報》，激烈反對軍閥專制，雖則不一年而被封，但俟北洋政府段祺瑞垮台，他隨將《京報》復刊。據說邵飄萍在《京報》編輯室中，懸掛著楊椒山所語「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並簡化為「鐵肩辣手」四個大字，以明志動人。
　　《京報》是在新文化運動，「五四」前夕誕生的，邵飄萍在發刊詞中說：「必使政府聽命於正當民意之前」，因此，《京報》必從政治入手，樹不拔之基。」他雖擔任社長，經營管理報館，但堅持寫評論，《京報》重要評論大都出自他的手筆。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五卅慘案」發生後，邵連續發表廿多篇評論，痛斥列強的不平等條約。
　　與邵飄萍同年代的報人，就是那位力主《大公報》「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張季鸞。張季鸞曾赴日本攻讀政治經濟學，一九二六年九月和昔日留日的同學吳鼎昌、胡政之兩人，實行言論報國的抱負，接辦天津《大公報》，並決定由吳鼎昌擔任社長，張季鸞擔任總編輯兼副經理，胡政之擔任經理兼副總編輯，三人共組社評委員會，商榷意見，而由張季鸞負責潤飾，若意見分歧時，則以張季鸞意見為依歸，三人專心辦報，三年內不擔任有俸給的公職，也不向任何方面募款。此即《大公報》所誇耀的文人論政；也如同時代的鄒韜奮所欣賞的「沒有氣骨的人不配主持有價值的刊物」的大理念。鄒韜奮曾在主編的《生活週刊》第四卷第一期為文說，要具有「刀鋸鼎鑊非所敢避」的決心，才配主持有價值的刊物。

文人論政 報格為重
　　亂世文章不值錢，文人論政所藉以寄情的載體--報紙，由於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兩岸對峙而錯跌。國民黨政府遷台灣後，台灣《自立晚報》倒曾綻出了一點光芒。《自立晚報》於一九四七年在台灣創刊，創刊人是導演李行之父李玉階。創刊伊始，即在報頭上一直刊載著「無黨無私，獨立經營」字樣，在強人掌政的年代中，強悍地突出了文人狂狷的氣味，吸引了一大批有理想的文化人加盟、「拔筆相助」或成為忠實的讀者，令它的副刊和言論版內容，經常保持著不俗的水準，成了一個文化媒介模式。員工薪資雖然較其他黨及民營大報為低，但因為「意趣相投」，成了理想共同體，因此鬥意高昂。
　　《自立晚報》為了落實文化事業名實，可以毅然放棄「賺文錢」（make a buck）的勢利作風，拒絕刊登色情分類廣告；然而，在本土意識驅使下，它也不乏出格式的爭議事件，令人錯愕。至一九八八年，台灣地區全面的開放報禁，新設媒介湧進，廣告市場競爭激烈，市場壓力相踵而至，文人氣息在市場中逐漸消失，《自立晚報》終於不堪虧損，而向財勢低頭，財團企業主入掌編輯部成定局。為此，員工為堅持理念，還曾組成工會，制訂〈編輯室公約〉，於九月一日記者節當天，發起大遊行，以保護報格，拒絕金錢把文化人的尊嚴「物化」。可惜，在市場銷路考慮下、在金錢的壓力下，任何護報行動都屬枉然，《自立晚報》終於走向停辦的命運，文化人是編輯部的靈魂人物的想法，只是鏡花水月。
　　「文人辦報」一詞一經掛在嘴邊，它的意涵就被理解為：文人創辦的報紙，為了個人理念而對時事提出看法，而主持筆政，發宏肆之論；可是，卻不在意於報業的財務和經營。不過，從上述諸報人報事中，實在看不出「文人辦報」語源，也從未有文人設報之後，可以對報業經營視而不見，更遑論「文人辦報」與「商人辦報」之明顯對比和差異。
　　其實，更正確的詞義，似應是（有才德的）文人，創辦報刊，以報刊為媒介，透過評論和專論發表一己看法，讓有志一同的讀者了解、共鳴。所以，「文人辦報」更清楚的說法，實在是「文人設報論政」--雖然多了兩個字，但在語境和真義上，「設報」比「辦報」就其意指來說，會更達意、更清晰，減少了很多想當然而的誤會。
　　不管李澤楷如何「掌控」李氏的《信報》時代，就新聞傳播的自然發展史來說，報刊經濟（journalomic -- journal+economic，作者自創）是一個雙元的量販市場（dual market）--報刊把內容量販給讀者，又把讀者量販給廣告商；而報刊可貴之處，則視乎報格（prestige -- press+prestige，作者自創）之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