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大氣電波和公共廣播還給市民

　　在政府檢控民間電台引發連場訴訟，甚至給法庭批評其法律依據違憲之際，政府斷然抽起原定一月底面世的公共廣播諮詢文件。此舉無疑是權宜之計，以閃避鋒頭，多於為求部署周詳而必須拖延的政策考慮。

兩項政策並行不悖
　　從政策看，公共廣播的目的是按照公眾利益，滿足市民多方面的資訊需要，特別是現有廣播格局內，商營電台和政府喉舌所無法提供的節目。因此，制訂公共廣播政策，必須先估量目下和未來社會的資訊需要，檢討公營和私營廣播機構的節目內容，從而確定公共廣播的社會角色和節目路向，並同步籌劃制度安排和人事措施，以保障公共廣播機構的獨立運行和永續發展。

　　反觀民間電台，主要涉及人民權利和政府職責的問題，即民間有權向公眾廣播及政府對其管制的權限。正如裁判官游康德判案時指出，現行《電訊條例》有違言論自由的原則，因為發牌程序欠缺法例依據，發牌依據不作說明，發牌機構成員全由行政長官委任，而且無須交代原因。高等法院夏正民法官在裁決政府禁制令不得延續時亦指出，民間電台從未侵犯社會的安全與福祉，政府並無迫切理由予以取締。可見現行法規是向執政者傾斜，因此有需要立即撥亂反正，開放大眾電波。

　　推行公共廣播與開放大眾電波根本是並行不悖。前者注重市民的受益，後者強調公眾的參與，兩者均有助培育公民社會，擴闊公共空間，進而提升社會質素和政府管治表現。政府若能開闊眼界，虛懷若谷，當必把兩者合併討論，以便探討在大眾電波開放下公共廣播的方針政策和具體安排，如何玉成公民社會的成熟發展。其中如社會意識、公民責任、身份認同、監察政府、社群溝通、價值共識等方面，更是港人高度自治的體現。究竟公共廣播和民間電台如何分工合作，互補長短，以促進港人自治的主人翁精神？政府應實事求是，認真面對，就算不合併諮詢，也該同步探討，令兩項政策彼此相容。

　　其實兩項政策可以互相影響，互相補足。例如開放大氣電波，勢必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不少民間團體都樂於參與，提供不同題材、不同觀點、不同風格的節目。當中涉及小眾群體利益者相信為數不少，公共廣播除非別具創意，否則不必重覆，而該將更多資源用於與大眾利益攸關的節目，突破商業利益及政治權力的不良規限。另一方面，公共廣播亦可包括公共參與廣播在內。例如開設公眾參與頻道（public access channel），便可以有系統地讓更多市民參與，甚至由他們自辦電台節目，在大氣電波中發聲。既然兩者可起互相促進的作用，兩者一併討論亦屬必然。

政府見步行步
　　不過，政府的取態只是見步行步，先由法院裁決《電訊條例》是否違憲，才決定是否開放大氣電波，然後再推出公眾廣播政策。這種做法，並非否定兩項政策的相關性，也不是抵賴有需要同步探討兩項政策。問題是，政府不會主動認許言論自由的原則，從而確立大氣電波需要向公眾開放。因此，只能靜待法庭的裁決，在迫於無奈下，政府才會改革現行政策。再加上謀略的考慮，避免太多政治敏感話題同時成為輿論焦點，因此只有採用迴避戰術，在諮詢文件快將推出之際突然急煞車，擱置討論公共廣播政策。

　　這套施政方法有不少地方實令人側目。首先政府施政理念保守，落後於現代文明的要求。特區政府只須放眼政治文明、文化多元的國度，實不難發現電台數目和節目的多元化都遠超本港。究其因，是殖民地的管治習氣未除，政府大權在握，操控大氣電波，而且行事隱秘，作業黑箱。奇怪的是，政府竟毫不自覺，甚至在法庭裁定《截取通訊條例》違憲後，依然敝帚自珍，沒有及時檢討其他過時的法律。這樣做，若非心存僥倖，就是自以為是，卻又識見不足，誤把官方限定的言論自由空間，等同於言論自由本身，因此認定無須改轅易轍，放寬管制。

　　其次，行政機關對人權掉以輕心，司法機關成為改革的源頭。礙於觀念落後，加上立法會代表性不足，施加壓力不大，政府對人權議題的觀點保守，鮮會提出改革建議。反觀司法機關則一錘定音，一旦裁定《電訊條例》違憲，政府就不得不改轅易轍，推倒重來。因此，部份社會人士不惜以身試法，力圖以司法裁決為人權原則翻案，政府亦只有被動迎戰。結果法庭變成爭取政策改變的戰場，而不論結局最後如何，政府的威信都不斷受到挑戰。

　　第三，謀略考慮蓋過政策需要，政府的取向卻又欲蓋彌彰。政府的迴避戰術或可降風險，避免因同步推出兩項不利議題而民望大幅下滑。不過，更令人擔心的是，這種政治計算，首先假定政府對公共廣播以至香港電台早有定論，並且預計這些定論會與民意背道而馳，因此，在政府跟民間電台對簿公堂節節失利之際，不宜同步出台。相反，如果政府以民意為依歸，又何懼民望滑落？但政府既有所憂，足證其早有定案，果如是，公共廣播政策的諮詢工作還有什麼可供諮詢？

必須重訂政策
　　如今之計，當局的上上之策，是回到根本，為開放大氣電波重訂政策，而不是讓現行做法苟延殘喘，或者通過批核由鄭經翰議員牽頭的ＡＭ電台申請，而證明現有程序有效或足夠，因此無須修改。

　　其實鄭經翰的申請足以說明現行規管的不足。首先是他只能申請ＡＭ電台，因為現時ＦＭ頻道已用了四十九條。但倘若大氣電波的政策不單單是提供營商機會，而是服務大眾的資訊需要，現時的格局就有需要加以改動，以讓出更多頻道供市民作非商業廣播之用。

　　其次，鄭經翰的申請書耗資數百萬元，並打算集資億元籌辦電台，這不外是說，一般市民或團體，若非財雄勢大，對電台事業，大可免問。這或算不上官商勾結，卻顯然是向商界傾斜。

　　其三，廣管局將鄭經翰的申請刊載於該局之網頁，大家可以發表意見。但更關鍵的是，大家提了意見，廣管局如何處理及回應，不論最後是否發牌，當局會否詳細交代贊成或反對的原因，讓申請人可以修正或提出申訴？

　　因此，若鄭經翰的申請他日能得到行政會議青睞，予以發牌，也僅代表政府對有強大政經人脈的集團、從事廣播格局內邊緣行業的認許而已。這是鑽現制的空隙，而不是證明現制正確無誤。

　　正本清源，當局始終要重訂大氣電波政策，訂明政策目標、發牌依據、發牌程序，並以具公信力的方法，委出具公信力的發牌機構成員，最後修訂《電訊條例》，把大氣電波發給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