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和平佔中發起人 戴耀廷
2015-06-21

Tonya:

還記得上年十月初,當時你還在澳洲一所大學做交換生,因看到電視報導關於香港的雨傘運動,你就立即飛回來到金鐘佔領區來看我。那時候,局勢非常混亂。在警察發放了八十七枚催淚彈之後,我和朱耀明牧師及陳健民教授就決定一定要用盡方法使每一個人都能夠平平安安的回家。那時候我面對很大的壓力,但因你回來為我打氣,讓我可以終於撐得過去。

在佔領區,我也碰到不少好像妳的大學生,也有到外地留學特意回港的年青人。他們和我說,他們走出來,不是因為甚麼人號召他們,只是因為那八十七枚催淚彈。他們很傷心亦不能明白,為何他們自己的政府,竟然會向一些和平示威者發射催淚彈,他們只是要爭取得回已承諾給他們政治權利。他們和我說,他們走了出來,已經走不回去了。

在佔領區,也有老人家。前幾天我回到立法會外參加集會,再踫到八十多歲的黃伯,他由佔領的第一天已在那裏,到現在已是二百六十多天了。他捉住我的手說:「我們不可以放棄,一定要堅持下去,直至見到香港有真普選。」

 

我最近亦認識了一班市民,他們以前是不太關心政治的,也和政治組織沒有甚麼聯繫,但因為今次雨傘運動,在一些抗議行動中認識了,就自己組織起來。他們笑對 我說,他們是一群烏合之眾。但這群烏合之眾,最近草擬一份民間約章,建議要選民間特首,要組成影子內閣去監察這個不民主、無認受性的政府。他們還擺街站, 讓其他市民一起聯署。

現在政府的政改方案被立法會否決了。香港的民主運動要爭取的,並不是要否決方案,我們要爭取的是真普選。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開始,我當時是學生領袖,就已 經參與爭取香港可以有民主。經過近三十年的時間,我由學生變為在大學教學和研究,我也沒有離開過香港的民主運動。到了2013年初,因為在報章發表了一篇 關於公民抗命佔領中環的文章,我在民主運動的角色轉變了。但經過兩年多的努力,八十萬人的民間全民投票及七十九天的佔領,我們好像還是甚麼也爭取不到。

不少人都問我:「你對香港能夠有民主,是樂觀還是悲觀?」從問我的人的眼神看,我感到他們在問這問題時,心裏早已有了答案,就是非常悲觀。但我回答他們: 「我是樂觀的。」他們立即追問:「你怎可以樂觀?你看不見中共是那麼強大和那麼強硬嗎?你不是太天真嗎?」我回答他們,我樂觀是因為我見到那些走了出來再 走不回去的年青人,我見到堅持不放棄的老人家,我見到那群烏合之眾自發去用他們的方法繼續爭取民主。因為從他們身上我見到香港民主的希望。

我剛去了美國參加在哈佛大學舉行關於調解公共紛爭的工作坊,認識了一位加拿大的法官。他和我說,在香港雨傘運動佔領的那段時間,他和太太每天回到家都一定 要打開電視看有關香港雨傘運動的報導才安心。他說他以前以為香港人只是懂賺錢,但今次他看到香港人以和平的方法去爭取本就屬他們的民主權利,他對香港人的 觀感改變了。他說香港人實在太美麗。

我對香港民主的未來是樂觀的,就是因為我看到很多香港人已經政治醒覺了。可能中共會把今次政改失敗的責任推給反對的人,但香港人已經不會再只是坐著等當權 者把民主施捨給我們。若當權者在照顧自己的利益的時候,不能同時兼顧港人對民主那份堅執的信念,存在已久的紛爭和深層次矛盾是不會化解得到的,管治仍會面 對重重困難,當權者是不能推卸自己的責任的。

在等候下一次政改的契機來臨之前,我們最重要是想方法重新建立起能把各個民主力量聯繫起來的橋樑,亦要培養港人能夠有自主自決的管治能力。到能夠實現真普選的時候,港人就有能力同心地實行,可以保障所有人的公平政治權利,及尊重每一個人尊嚴的社會政策和法律。

Tonya,回想在回歸的時候,妳還未入讀小學,時間飛逝,轉眼妳已經大學畢業。香港的民主路也走了一段很長的時間。我不知道還要多久香港才可以有真正的民主,但我相信這一天一定會來到的。

祝妳在新的工作一切順利,也希望妳在每一天的生活中,見証民主的真締。

 

                                                                                                                                                        爸爸

                                              2015年6 月20日

部分圖片:六一七民間約章_民間特首.影子內閣facebook專頁

 


【香港家書】

星期六早上九點至九點二十分
監製 : 陳燕萍

學者、議員、官員及社會人士透過書信形式,分析社會現象,細訴個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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