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克儉局長：
近月你對TSA政策所作出的部份言論，本人深覺不敢苟同，故特函就教，並以正公眾視聽。
首先，你與你的學術界辯護士多次重申：TSA是低風險的評估政策；但近年在公共政策研究領域中，一個定論卻是政策工具的風險高、低high or low stake，應以持份者stake holders的意見與感受為根據，而不應由政府官僚由上而下作頒令、也不應由學者專家理所當然地裁定，否則就會流於閉門造車，不知民間疾苦。再者，在判斷TSA的影響及風險時，更不應只孤立地來論証，TSA其實是過去十五年香港政府努力建構的一種學校質素監控的審核機制的一部份。從1997年《教統會七號報告書：優質學校教育》開始，特區政府教育局就不遺餘力地推行一系列的學校質素審核機制，其中包括：「學校表現指標」、「質素保証視學」、「學校自評機制」、「校外評核機制」，對教師則實施「語文能力基準測試」，對學生表現則有「學校增值指標」及TSA；最後，這些舖天蓋地的質素監控工具，更被教育局統合為23條的 “學校表現評量” ，在這被教育界詬病為「學校教育23條」當中，就明確列明TSA是其中一條！試想像在這個雷厲風行了十多年的質素監控及審核機器下工作及生活的教師及家長，當你對他們一再勸說TSA是低風險的評估工具，我相信他們大部份只會責怪你對教育23條的質素監控機制對他們所造成的壓力視若無睹 ，或甚至認為你是存心混淆視聽。
其次，你一再推銷「TSA有效」！我敢問教育局做了那些政策評估研究，去証明TSA的成效？至此，且讓我在三個層次來分析TSA的政策成效。在評估全港學校系統層面而言，TSA確能提供全港性的數據；但問題就在於即使不實施TSA這種頻密、全民參與的評估，我們其實亦可以從一些可靠的國際性比較研究，如PISA(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或TIMSS(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得知香港教育系統內的學生，在多方面的表現均在國際上名列前茅。再者，即使教育局一意孤行要繼續實施系統評估，一種頻密度較低、學校及學生參與率較小的隨機抽樣評估已可達到目的。其次，若評估對像是以學校為單位，則過去三十年的學校效能研究已清楚指出，單獨以學校學生的學業成績，來評估個別學校的效能，根本是不全面和誤導。最後，若評估對像是個別學生，並希望能及早得知那些學生在那些方面出現落後，而加以針對性的教學支援；要實現這個 “良好願望” ，正如美國著名教育評估學者W. James Popham指出，整個教育制度是必須有一連串的政策配合：這包括對每個學童作全面而深入的「標準為本評估」，經分析後的詳盡報告就必須交給校方、任教老師、以至家長，並在課程與教學專家協同下，為學生施行針對性的支援。據此，敢問局長閣下，你一方面聲稱TSA是為學生拔尖補底，但近日又聲稱不會再向學校放TSA的成績，那麼TSA對個別學生學習上的及時支援的目標，是否就無法啟動呢？即使沿用過往TSA政策，向學校發放學生成績，其方式亦只有總體成績，據此，校方及任教老師就根本無法對個別學生給與針對性的教學支援。總結而言，我認為TSA在評估整體學校系統方面根本是不必要的，在評估個別學校效能方面是不可靠的，在評估個別學生學習並加以支援方面是無效的。
最後，你和你的學術界辯護士一再聲稱學校操練TSA的現象，原因不在於TSA本身，而在於由來已久存在於香港社會的操練文化。我對這種前因後果的簡單邏輯詭辯，無法苟同。事實是，有高風險評估，才會有操練相關評估工具的需要。歷史脈絡地分析，自從1973年取消升中試，並用學能測驗作為中學學位分配的依據開始，一種不斷操練的局面就在小學漫延和激化。事實上，過去大半個世紀教育界一直爭取的就正是取消那些高風險的評核試，包括：升中試、中三成績評核試、學能測驗等。現時這一階段的操練文化的重臨，無可否認就是緣自TSA的實施，是它使操練文化死灰復燃，是TSA在煽風點火、火上加油，才導致這一輪操練文化的漫延。
至此，我懇請局長閣下，為了香港未來公民的福祉，請把這個高風險，在系統評估層面上是不必要，在評估學校效能及學生學習層面上是無效，但又對操練文化造成煽風點火、火上加油的TSA全面廢除罷。
曾榮光
2015年12月19日
香港電台第一台FM92.6 - 94.4
星期六早上九點至九點二十分
監製 : 陳燕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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