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革走到「依法治國」
2016-06-13

「無法無天」四個字,堪稱是對十年文革最恰如其份的形容。法律法制,根本不存在。大規模的殘殺,酷刑和其他侵犯人權和人格尊嚴的暴行,席捲整個中國大陸。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至1954年才頒佈第一部憲法,第一條即寫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第八十七條則訂明,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是,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決定你是否右派主要是看你的言論思想,因此,憲法所提及的民主和自由,實際未獲體現。文革期間,人民獲憲法賦予的權利,更是一一遭到剝奪。

採訪、製作:唐偉傑、郭芷珊
監製:陳燕萍



從文革走到依法治國

1978年初,文革結束,第三部憲法出台。這部憲法未擺脫「左」的影響,寫明要「繼續革命、開展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對文化大革命仍採取肯定的態度。法治,依舊在中國缺席。

直至1978年底,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講話,提到「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自此,中國的法制建設才進入了改革的新時代,恢復政法院系,培育司法人才。

江平,前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就是整個中國法制建設的見證者。

江平是49年後第一批公費到蘇聯留學的學生,分配去學習法律,是國家刻意栽培的人才。但反右運動將他捲進去,隨後的文革又把他下放到五七幹校,由1957年至1978年,他和法律專業沾不上邊。直至1978年,江平才返回法律教育的講壇上。

江平曾在1988年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多年的經歷令他深深感受到,中國的法治建設舉步維艱。「中國長期以來的是人治。我們沒有法治的基礎,也沒有法治的傳統,也沒有法治的文化,也沒有法治的理念。所以從這點來說,應該說僅僅只有一些法律的制度中的規定,與我們所要求的法治的這個理念還是差了很遠啊!」

雖然2014年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指,中國要「依法治國」,但實際上有關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這些公民權利,政府三十幾年來都沒制訂具體的法律條文加以保障,江平認為,這說明憲法未得到落實,也代表了領導人的態度。

江平說過,「律師興則國家興,律師衰則民主衰」,律師理應是人權衛士。只是近年不少維權律師新聞記者依法履行自己職責時,卻被抓入牢房,「你要講法治,你必須要講人權。律師在正常的執行他的職務,新聞記者在正常的狀態下來報道他的新聞,這是應該受到法律保護的。保護了它,才叫作依法治國,不保護它,就等於破壞了,等於倒退了,像依法治國的反面呈現。」

今年是文革發動五十年,結束四十年,人民日報在5月17日凌時,發表評論員署名文章──「以史為鑒是為了更好的前進」,指「我們黨對自己包括領袖人物的失誤和錯誤歷來採取鄭重的態度,一是敢於承認,二是正確分析,三是堅決糾正」。不過,無論是研究歷史的章立凡、在大學教授中國政治的丁學良,還是法學泰斗江平,都認為政府未做到「承認、分析、糾正」。這首先見諸於內地近幾年禁制文革研究,也不許討論,丁學良嘆道:「政府不僅自己不做,也不讓民間做,這是最麻煩的事。」「中國很多人老早準備好,別人不讓它準備好,We are ready. You are ready. But you cannot express.」

此外,官方和社會對毛澤東思想的批評也不夠。章立凡認為,「毛澤東實際上不僅是憲政的敵人,也是中國憲法的敵人,但是執政黨出於他們自己的利益,至今沒有清算毛澤東。這也是造成了現在對於文革的評價,始終沒有辦法和歷史文明的方向達成一致的重要原因。」他又認為,中共仍然在文革這個課題上欠人民一句道歉。

既然毛澤東思想是文革的根源,那當國家仍然有人將此奉為圭臬,文革會否有機會在中國重現?
「中國要恢復文化大革命的那個時代,從歷史角度上是不可能了。但是從思想角度來看,還有這個可能。因為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發動時那個思想,如果我們不把它很好解決,將來歷史仍然可能有反覆。」江平說。

 

圖片來源:

© Wikipedia Commons/Mao Zedong portrait/Wliiam·Shakespe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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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導:張鳳萍
監製:譚永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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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分類:文革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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