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明同學：
記得在「中國的宗教政策與實踐」課堂上，作為天主教教友的你，曾問及中梵建交的前景，我當時回答：這要視乎雙方對關係正常化是否有共同願望。由於梵蒂岡對建交的意欲強於中國，在這不平衡關係上，中國的考慮，便會受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影響。因此，我對於真正平等的關係正常化，並不樂觀。
相信你近日也留意到，中梵即將達成建交協議的傳聞。天主教香港教區湯漢樞機也承認梵蒂岡與北京間正進行新一輪商議，並稱許此乃「人間對話的典範」。似乎這次商討已取得較大進展。對此，你是否也跟其他教友一樣，懷著興奮的心情來迎接？
自1949年以來，新中國政府與梵蒂岡的關係持續處於對立或膠著狀態，近年雙方雖多次就關係正常化作磋商，但一直未有突破；每次有「建交」傳聞，最後都未見成事，在在反映出中梵關係的複雜性。
中國大陸現在有千多萬天主教教友，中梵關係正常化，對於促成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的共融，可說意義重大。一般相信，中梵關係的主要障礙，並非梵蒂岡與台灣的關係（因為梵蒂岡已經隨時預備跟中華民國政府斷交），而在於中國天主教會主教的任命問題。現時，坊間大多關注是否以「越南模式」來解決分歧。所謂「越南模式」，是指根據教會法典規定主教由教宗任命的大前提下，有關人選亦須同時獲得政府認可。如果中梵雙方確在這問題上，為達成共識而願意讓步，這未嘗不是一件美事。
不過，踏出關係正常化的第一步後，仍有許多複雜問題有待解決。例如，建交後是否容許各修會恢復在中國的公開活動？愛國會作為協助政府執行宗教政策的宗教團 體的地位與角色，是否維持不變？共融後的中國教會，如何處理與各級統戰部與宗教管理部門的關係？原地下教會的神職人員如何一方面面對政府強化的愛國主義教 育，並另一方面自由地宣講天主教教理與社會訓導？還有自建國後涉及天主教的各起反革命集團案，及以各種罪名被囚的地下教會神職人員等「冤案」能否「平 反」？這些問題，既涉及歷史真相的還原，也關係到教會與黨國體制及愛國宗教組織間的各種人事與權力關係。因此，建交絕不是教會共融（地下與地上；中國與普 世）的實現，而僅是開始。
早於2001年，當時的教宗約望保祿二世承認歷史上天主教會「依仗歐洲列強勢力的『保教權』」，「讓很多人以為天主教對中國人民缺乏尊敬和重視。」他又 說：「我為這些過去的過錯和缺陷深感難過」，「為此我向那些可能因天主教徒的行為而受傷害的人請求寬恕和諒解」。教宗願意直面歷史過錯，為推進中梵關係正 常化，邁出重要一步。然而，作為關係的另一方，中國政府又是否真誠願意面對自己對中國天主教教友帶來的傷害？並在建交後切實為教會提供更符合宗教自由的生 存空間而努力？
面對上述問題，樂觀者認為邁出艱難的一步後，其他問題假以時日便會迎刃而解，長遠為中國宗教發展起到 促進作用；悲觀者則質疑中國此刻願意積極參與商討，完全是為了向台灣執政民進黨施壓，企圖逼使蔡英文政府接受「九二共識」。換言之，中梵建交完全受到兩岸 關係博奕結果制約，即使中國願意在主教任命問題上作某些讓步，也必然在其他重大問題上，堅持既有的獨立自主原則。所以，在關注建交的同時，不要忽視真正的 共融涉及的轉型正義問題。
也許你會問我：老師，你是樂觀還是悲觀地看待可能的中梵建交？抱歉我無法給你一個滿意答案。我想起中國古代思想家老子曾說：「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 伏」，現時的關係並不理想，表面上似乎是「禍」，但背後是否沒有上主的祝福？建交看似是「福」，但卻不要忽視存在的各種問題（禍）。
家明，禍兮福兮，也許不是以單一事件來決定，而是在各種不同處境中，教會是否忠於上主，堅守使命。是的，人生本來就沒有簡單直截的答案，卻需要我們時刻學習仰賴上主，懷著信心、勇氣與盼望去迎向挑戰。
你的老師
邢福增
2016年8月13日
圖片：中國天主教
©Wikimedia/St Peter's Square, Vatican City - April 2007/Diliff/CC BY-SA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