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家書@20191005】城大公共政策學系教授 李芝蘭
2019-10-05

城大公共政策學系教授李芝蘭——內地改革經驗給一國兩制的啟示

*標題由編輯所加

秀麗姐:

距離上次給你寫信,已經9個月了。在這9個月裡,香港經歷了極不平凡的日子。在此紛擾的時刻,我整理了一下思緒,再寫信和你分享我的一些看法。

 

我在香港生活了幾十年,見證過中英前途談判、八九信心危機、九七回歸、沙士肆虐以至是隔幾年就來一次的金融風潮。我很記得,在每一次危難關頭,都總會有人告訴我,今次同上一次不同的了,今次會嚴重很多,香港未必捱得住,但結果是,每一次香港人都咬緊牙關撐了過去,我相信,今次都會一樣。

我的學術專長,是研究中央同地方關係以及制度變遷。回顧中國過去40多年,出現了許多不同形式的制度變遷案例,無論是土地承包、企業改制、國庫集中支付、以至是農村改革等等,過程都穿插着中央與地方的互動,過程充滿曲折。按內地一些官員的說法,地方改革幾乎都是擦邊球,因為改革本身就是對舊有制度安排的改變。

改革開放以來,香港成為了不少內地城市發展的學習對象。1979年,總部設在香港的招商局,就在深圳蛇口主導建立了全國第一個外向型工業園區。當時領導項目的時任招商局常務副董事長袁庚回憶說,當初在蛇口打爛大鍋飯,搞企業分紅,分分鐘都會被視為是「走資」﹔引進外商、搞加工出口,更加要步步為營。

在解讀中國這些改革的時候,我發現,最初催生改革的地方政府,往往都是戰戰競競、如履薄冰,改革要出現突破,關鍵往往是有上級官員的認同和保護,令改革的瞄頭及成果保存下來,甚至逐步鋪開。袁庚由1979年起任蛇口工業區管委會主任,直至1992年退休,被視為是蛇口發展的奠基者,他指蛇口的成功,除了前線改革者的努力,更加不能忽略的,是廣東省乃至北京中央決策層,當年在激烈爭議中,有遠見地開了綠燈。

這些經驗似乎都在告訴我們,當中央擴濶了政策的框框條條,而承擔起改革重任的地方官員,又鼓足勇氣、踏實地踐行改革的計劃,雙方互相補足,就能夠走出一個良性偱環,繼而引領全國向前。這也說明了,國家要探索新的出路,中央就需要有足夠的勇氣以及自信,給予地方足夠的空間,去先行先試。

來到今天,香港社會過去多年來積累的一連串矛盾集體爆發,背後所涉及的成因錯綜複雜: 經濟結構單一、利益分配不公、官民關係緊張、香港和內地的管治文化差異等等,都成為了棘手的範疇,面對這種局面,只聚焦於止暴制亂是不能夠解決核心問題的,如果只著眼於把不滿聲音壓下,香港不可能長治久安。

香港當下需要的,是一個比以往更大的政治空間,讓社會上不同的人都能夠在一國兩制及法治的基礎上共同倡議、討論和規劃香港未來的政策走向。我相信,當香港人、特別是年青人感到有一個公平的平台去參與釐定政府決策,那麼社會就能更加好地運轉起來。

我明白,香港內部持不同意見的人士之間的紛爭已經白熱化,但我相信,無論大家分歧有多大,香港人的目標都是一致的,就是想建設一個更美好的家。要達致這個目標,我們每一個香港人,就更應多走一步,嘗試對身邊人寬容多一點、聆聽多一點、理解多一點,特別是手握公權力的人,因為任何社會當出現激烈爭議,擁有權力的一方—政府主動解結永遠都是責無旁貸。

秀麗姐,鄧小平當年提出以一國兩制模式來處理香港前途問題,香港在一國框架之內實行一套有別於內地的制度,這個安排本身,其實就是賦予了香港一個歷史使命,為國家嘗試不同發展路向的可能性。香港來到這個歷史關頭,這已經不單是對香港人的考驗,正同當年蛇口以及眾多內地改革一樣,也端視着港府以及中央的智慧、自信與勇氣。我堅信,一個自由開放的香港,不只是七百萬香港市民要守護的,亦是最符合國家和整體人民的利益。

芝蘭

2019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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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台第一台FM92.6 - 94.4​星期六早上九點至九點二十分

主持:陳顥之、陳亮均、張鳳萍
編導:陳顥之、陳亮均、張鳳萍
監製:林嘉瑜

學者、議員、官員及社會人士透過書信形式,分析社會現象,細訴個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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