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精神科學系榮譽臨床副教授、教育統籌委員會委員陳國齡醫生——減少正式上課時間 騰出時間慢慢學習和進行輔導 照顧兒童精神健康
親愛的偉文：
你好嗎？好久不見了，上次舊同學聚會時我剛好不在香港，很遺憾錯過了見面機會。最近一連串的學童自殺事件，我相信可能勾起了你痛心的回憶，非常感謝你這次同意我將你的個案作為分享，引出學童自殺的問題。
記得十多年前你有一次很緊急地找到我，告訴我一個非常不幸的消息，當年你讀中二的女兒在家中跳樓自殺。你和太太的情緒都受到了極大的打擊，你們急忙約見我在瑪麗醫院的私家診所。當時我也感到震驚，當我見到你時，你告訴我你最擔心的是你的妻子。她的情緒極度不穩定，不停地嚎哭，呼吸急促，最後甚至出現了解離的狀態。你也向我透露你不知該怎麼辦，內心非常難過，但你害怕影響到妻子的情緒，所以不敢在她面前表露悲傷和哭泣，只好獨自從中環行走到筲箕灣，在後巷裡不停地流淚。回到家見到妻子，你什麼都不敢說，假裝一切如常，因為擔心刺激她的情緒！
當時你一直問我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你說你一直沒有給女兒壓力要她好好讀書，但你不同意她在鎅手後轉介到精神科接受治療，因為你覺得她的情況並不那麼嚴重。這些疑問、不滿、內疚以及心中的創傷都是如此巨大，就像這件事情無法結束一樣。當時我盡量慢慢分析女兒自殺的原因和後果，這在我們精神科中被稱為「心理解剖」（psychological autopsy），這樣可以讓家人理解當時的情況，減少不必要的自責和內疚，從而更順利地度過悲傷階段，減少病態的悲傷或其他精神問題的風險。
最近中大醫學院的社區調查報告指出，平均每四個兒童和青少年中就有一個有精神疾病，這個比例相當高。此外，近半數的照顧者不願意尋求專業的幫助。香港大學的研究提到自殺的原因可以分為四大類，包括家庭問題、學業問題、精神健康和人際關係問題。
除了以上所提到的，我們還需要將因素分為遠因、近因（誘發因素和加強因素）來理解個案的前因後果，進行分析。很多時候，抑鬱症狀未被自己、家人和學校察覺，導致症狀不斷加劇，情緒低落和負面思維讓人感到絕望。當自殺念頭從簡單的想法變成實際計劃，並且無法控制時，這是一個發展的過程，接受治療可能會改變結局。因此，我不明白為什麼有些專家說自殺不一定要尋求精神科的幫助。很多時候，精神科醫生被邊緣化為僅僅開藥的機器，實際上，精神科醫生會進行全面評估，判斷病情是否達到臨床程度和嚴重程度，有沒有共患病，並制定全面的治療計劃，如藥物治療、社會和心理治療等，並領導跨專業團隊共同合作進行治療。
最近衛生局提出的應急方法包括三層介入，其中嚴重和緊急的個案應立即轉介到精神科醫生門診。其實，將緊急個案優先分流並留出新症配額給緊急個案一直是醫管局兒童和青少年精神科的常規做法。如果有更多個案，我們希望能夠釋放更多配額以應對臨床上的緊急需求。然而，前線的工作經驗讓我們明白，配額並不是最重要的問題，最重要的是很難獲得父母同意將緊急個案轉介到精神科門診就診。這是我們在醫教社同心協作計劃中遇到的最困難的一步，即使就診後，父母也常常不接受高度實證和有效的精神科藥物治療，這延誤了治療的機會。最終，當個案嚴重到需要住院觀察和治療時，父母也拒絕並不合作，不聽從醫生的建議，簽名離院。精神科的負面標籤和污蔑化實際上是接觸和獲得精神科服務的最大障礙。
在精神病的範疇中，大部分個案經過藥物和心理治療後，大約有70%至80%可以有良好進展。大部分成功的個案可以繼續正常的生活，一邊看醫生一邊正常工作。這些個案包括專業人士，如醫生、律師、老師等。然而，由於精神病的負面標籤，他們避免與同事或朋友提及自己的情況，這使得大眾忽略了這些康復良好的大多數案例。然而，對於治療頑抗的患者來說，情況較為困難，他們由於種種原因，在發生問題後受到媒體的廣泛報道，這使得他們的傷害行為深入民間，讓大家聽到精神病這三個字都感到害怕。這對於精神科的標籤帶有污蔑性，使得患者對於接受治療產生抗拒。在國外和香港最近都有許多「真人圖書館」（Contact Library）的教育活動，讓一般人分享他們的醫療旅程和康復過程，讓公眾明白精神病大部分能治癒，減少對它的恐懼和負面標籤。
公眾教育和建立精神健康教育課程也非常重要。在公眾層面上，除了提倡溝通的「Shall we Walk」，是否還應該分享「Shall we see the doctor？」和「Shall we take the medication？」。在學校中設立精神健康教育課程，包括了解各種精神疾病的成因、病徵和治療方法，讓學生和青少年能夠察覺自己的症狀，並理解朋友和同輩之間的情況，以相互提醒和支持。同時，還能提供實際體驗，讓學生親身體會各種病患者的情況和照顧者所面臨的壓力等等。從小開始，減少標籤。讓大家明白大腦也會生病，學會如何尋求幫助和接受治療。
究竟何故現有這麼多學童和青少年自殺個案呢？在疫情期間，學校停課和轉為網上學習，使得孩子們失去了實體學習、興趣培養和社交體驗的機會。他們減少了面對成長過程和壓力而培養出的抗逆能力，更沒有達到重要里程碑的滿足感。疫情過後，突然從一年級升到五年級，他們缺乏了這三四年的成長經驗，也沒有以往與朋輩相處、培養興趣和面對壓力等機會。老師們也因為追趕課程而面臨更大的壓力，對這些學生來說，壓力比平常五年班的學生更大，更不用說他們的學習基礎和成長階段可能只處於三四年班的水平。對於一般能力的學生來說，他們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容易出現情緒和行為問題。多高危因素的學生和較脆弱的一群會比以往多，因壓力誘發的焦慮和抑鬱情緒徵狀更為嚴重，較容易產生自殺的念頭和行為。
我們是否應該暫時改變教育政策和重點？對於分數和升班的要求，是否可以調低？我們是否可以減少正式上課時間，留出更多時間進行慢慢學習和輔導，讓孩子們可以逐步追趕上進度？
最後，偉文，相信我們都明白「 No Health without mental health」，沒有精神健康就沒有真正的健康， 沒有生命，也就沒有未來、沒有一切。你說希望家長、同工可以與我們的學童及年青人一起攜手共行，在精神健康的路上邁進。我在此表達衷心感激！
陳國齡
2023年12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