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肉搜索」何以獨在中國盛行

　　「人肉搜索」是指網民自發聚合，共同查明某事件真相，並將調查結果曝於網絡的行為。近年來，這種頗具暴力色彩的搜索方式在網絡上，尤其是中國的網絡環境中愈演愈烈。自2001年「陳自瑤事件」起，不論是「3377事件」中網民集體討伐婚外戀，還是「周久耕事件」中南京某房產局長因惹怒網民遭革職，「人肉搜索」的興起一來彰示了網絡輿情不容忽視，二來也為互聯網環境淨化帶來不少的障礙。

傳統文化與民情
　　人性本質上是受歷史薰陶的，同一社會共同體的生活經歷培育出一個民族共有的「文化基因」。在國人的道德體系中，愛己，或者說自愛，長久以來被錯誤地等同於自私，而自私正是「親親」、「尊尊」的傳統秩序以及「溫、良、恭、儉、讓」等禮儀制度排斥的對象。儒家提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種將國家與集體利益樹為至上的理想多少有些不近人情，因為它一方面要求個體獻身於公益，另一方面國家或集體卻可以為追求自身利益而置其他民族或集體的利益於不顧。試想，「虐貓事件」中，有誰關心過虐貓女子離婚後的生活？「銅須門」事件中，又有誰問過那位發帖痛斥妻子和「銅須」的丈夫，他對自己婚姻的破裂是否不負責任？其實，「人肉搜索」者對道德的認知是模糊的，他們以無私面目示人，卻是為滿足某個集體—即便這個集體人數佔優—的利益。

　　千百年來，儒家倫理為國人奉揚，以致舉國之內絕少新思想的輸入，也缺乏新舊思想的交鋒，儒家道德觀漸漸滲透到人們的思想言行中。民眾將儒家倡導的倫理規約不加甄別地納入自身道德體系中，誤以為這種外在權威實際上就是他們全部良心所向。外在權威潛入個體內心，進而演變為個體潛意識的一部分，而這種潛意識，可能由於個體情緒的暫時混亂—如外在壓抑的消解或環境的變動—被帶到意識表層，左右個體言行。

　　有人說，「人肉搜索」在Web 2.0時代的盛行暗示了當下社會道德體系的幾近崩壞，而筆者認為，「人肉搜索」的興起恰恰由於傳統且保守的道德觀長久地壓抑個體的自覺自愛意識。

　　中國自古是「德治」而非「法治」的國家，將社會生活中大小事務加諸道德方程求解的模式早已深植於國人內心。

　　回顧此前發生的「人肉搜索」事件，我們不難看出，其中大半與婚外戀情有涉。其實，在我國這樣一個性觀念相對保守的國家，性長久以來受到來自婚姻和家庭的嚴格監護，婚外戀更是無一例外地被貼上「道德敗壞」的標簽，為公眾輿論所不齒。

　　另外，中國古代社會向來崇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彰示尊卑長幼的倫理信條，「把人想像成為一個獨立的存在，這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氛圍裏，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也是極為困難的」。在如此明確的等級制度下，涵納於人格權中的隱私權一直被立法者刻意忽視。即使如今，國人的隱私意識與歐美國家相比仍有差距：父母翻看孩子的信件和日記；銀行等公共場所的「一米線」形同虛設。相對淡薄的隱私意識導致國人在面對隱私權與知情權、言論自由權等的對峙時傾向於選擇後者而拋卻前者。「人肉搜索」的參與者們常常以言論自由權為自己辯護，殊不知，自由與責任密不可分，當人們被允許遵其所需行動時，他們也必須對自身行為的後果負責。

大眾傳播與自我快感
　　當前，某些網絡媒體無視職業操守，將「人肉搜索」當作噱頭炒作的行為，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人肉搜索」的盛行。筆者由是想到英國的Baby P案。此虐童案曝光後激起眾怒，英國網民由是啟動「人肉搜索」，協助警方迅速查出Baby P生母和繼父的住所。可是，英國媒體並未過多關注這次「網絡緝凶」行動本身，而是將目光投向了更為迫切而核心的問題—兒童合法權益的保護。反觀我國，部分網媒總是揪住「人肉搜索」一詞給受眾感官帶來的刺激大做文章，諸如『火箭犀利哥遭「人肉搜索」』、『聚焦上市公司「人肉搜索」』等標題頻頻見諸大小網站首頁，甚至那些與「人肉搜索」並無關聯的事件也硬被貼上「人肉」標簽，以期引起受眾注意。

　　對於某些敏感話題，傳統媒介囿於權力機關的壓力，要麼避免報道衝突，要麼嚴格框定報道內容，提供的總是些無關痛癢的陳詞舊調。例如，傳統媒介因「藏獨女生事件」的政治敏感性而對報道深度有所顧慮，因「周久耕事件」涉及房地產規劃等「內部消息」也不便多言……當公眾眼中的真相被刻意忽視時，他們便會尋找像互聯網這樣「言者無罪」的場所。隨著網民數量的不斷增長，網絡民意逐漸興起並成為當下社會一股不可小視的輿論力量。如果傳統媒介不調整自己的報道方式和策略，今後類似「人肉搜索」這樣的民意湧動恐將愈來愈多。

　　在競爭高度激烈化的今天，中國龐大的公民群體日日承受著來自生活各方面的壓力，迫切需要釋放甚至發洩情緒的渠道。網絡的出現抹平了如年齡、職業與貧富等的差距，激發個體渴望被仰視的意念。網眾在互聯網上參與活動所獲的滿足與快感，恰恰來自現實生活中的遺憾與不如意，他們在網絡創造的假想情境中重構生命的閱歷與經驗。

　　德國學者弗洛姆曾說，人不論好壞，都有生長、擴展和表現自我的傾向與欲望。一旦生命的發展受到阻礙，個體將「不由自己地喜歡破壞、渴望權力或屈服於他人」。網民將現實中難以到達的理想轉嫁於互聯網，希望在這樣匿名且不受束約的環境裏，借由個體被無限虛化的力量實現。「人肉搜索」者借由網絡完成既定任務的同時，甚至可能將在現實中積攢的怨氣一併發洩出來。他們多少有些偏執地認為，在網絡這個廣闊而規約匱缺的平臺上，似乎人人都能充任「道德的審判官」，都能單憑一己好惡懲罰他人。普遍的情形是，「人肉搜索」能夠給予這些「網絡緝凶者」以懲罰的快感，可是動態心理學認為，主觀的快樂經驗並不一定是衡量某種行為價值的標準，不排除某些主觀快樂的人基於虛偽的理想對其他生命作出有害的舉動。

如何正確疏導「人肉搜索」行為 　　
　　在筆者看來，「人肉搜索」應「疏」不應「堵」，因為它畢竟是公民自由表達與監督權的一種體現。我們可以嘗試在廣義的「人肉搜索」中添加商業元素，培育出如塔基草根專家網等商業問答類網站：通過網絡聊天等互動諮詢模式，諮詢者向被諮詢者付費以獲得問題答案。又如，今後「人肉搜索」者在追查貪腐等違法行為時，可通過訊息的發佈與傳遞迅速鎖定犯罪嫌疑人，並及時通知警方及相關公權力機關，由後者出面將其逮捕並依法懲處。這樣一來，略去了網絡曝光這一環節，「人肉搜索」或將成為手段和目的上均合法有效的輿論監督模式。

　　有人說，網民在互聯網這個「觀點市場」上可以自由買賣；也有人說，以網絡為代表的新媒體必將催生一個更加公平民主的社會。我們無從預言若干年後互聯網究竟會給人類生活帶來多少改變，但有一點需要明確：技術是中性的，並無任何感情色彩，單靠技術進步無法保證理想社會的出現。歸根結底，媒介由人創造，人如何使用媒介、為何使用媒介及使用媒介意欲達成何種目的才是我們研究媒介及其引發的社會現象的關鍵。